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歌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行动者向来冷酷无情，有良心的唯有旁观者。”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植根于天职观的理性生活方式，其源头为基督教的禁欲精神。
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发展的终点会不会有个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旧思想、旧观念会不会来个伟大的复兴，又或者，如果两者都没有复兴，会不会以一种病态的妄自尊大来粉饰机械化的僵化。若果真如此，对于这一文化发展的“终极之人”而言完全有理由说：“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肝的享乐者，兀自以为达到了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高度。”
令我震惊的是，全书有一半的篇幅是注释——所以可以想象，当我艰难地读完了宗教章节却发现正文已经结束时的哭笑不得。说实话，这本书的理解难度确实超出我目前的水平了——但如果忽视细节微妙之处，大意总还是能理解的。
所谓“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用了一个非常形象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也就是富兰克林关于美德的那段论述。如果加以概括，那就是指一种将工作劳动作为天职，将尽可能合法地赚钱视为一种美德——哪怕对你来说钱完全够用了。
那么，这种精神从何源起？这就是标题中的另一要素：新教伦理。关于清教的诸多派别——路德教、加尔文教、虔敬派等等，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的去了解。大而化之地说，都以禁欲主义作为教义体系的核心，即通过理性化的、节制的、道德的生活，来实现灵魂的救赎或是得到神的恩宠等等，其中也涉及加尔文教派的“神恩蒙选论”等等宗教概念——Jesus，我之前可是完全没接触过这些。
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是很奇特的——至少在我此前的了解（或想象中），实在很难想象宗教会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一种推动力，毕竟世俗意义上对财富的追求看上去与宗教所提倡的价值格格不入。但这或许也正是新教”新“的地方，对追求财富和世俗利益的合法化、道德化，尽管在这一基础上不同教派的教义均施加种种限制。但当宗教的力量在生产力急速提高和社会变革的冲击下退潮后，从新教伦理中衍生出的伦理观、价值观反而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内核的一部分，长久地、持续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
写到这里，突然回想起韦伯在开头提出的那个关键问题：
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世界历史时，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怎样的状况一环扣一环地导致在西方世界，并且只在西方世界出现了某些文化现象，后者——至少在我们看来——隐含着具有普世意义和普世价值的发展方向？
这个问题，听起来和另一个很像：为什么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一直保持着历史的连贯性而没有断代？
读完全书再回看这个问题，我意识到，资本主义中所蕴含的西方特征，以及宗教要素，比我之前以为的要深刻很多。资本主义，或是其他什么制度，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框架，由一系列逻辑推导得出——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包括文化、宗教、生产力等等要素错综复杂的作用下孵化出来。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韦伯在书中讨论了一个我们熟悉的观点：
如今资本主义已在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导权，以经济筛选的方式教育和造就它所需的经济主体——企业家和工人。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以“筛选”的概念来解释历史现象是有其局限性的。那种适合资本主义特质的生活方式和职业观若能被“筛选”出来，即从其他方式和观念中胜出，它首先必定是既已形成的，并且不是出自个别孤立的个人的观念，而是群体共有的观念。至于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才真正是需要解释的。朴素的历史唯物论认为，这样的“观念”是作为经济状况的反映或“上层建筑”产生的，对此我们会于后文详细讨论。在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无疑，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早在1632年就有人抱怨新英格兰地区——相对于美国其他地区——工于计算、唯利是图的特殊现象）。而毗邻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以及后来加入的美国南方各州，资本主义精神大大落后于新英格兰，尽管这些殖民地和南方各州都是由大资本家出于商业目的建立和开发的，而新英格兰殖民地则是由传教士和神学院毕业生连同小市民、手工匠人、自耕农出于宗教原因创建的。在此情况下，因果关系与“唯物论”立场所设想的正好相反。一般来说，这些观念的成长期经历了比“上层建筑”理论家们以为的更多的荆棘坎坷，而且其发展的复杂程度也远非草木生花可比。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在此掌握的这一概念的意义而言，必得与整个敌对势力的世界进行过一番坚苦卓绝的斗争方才傲然挺立。
历史，社会，思想，制度，都是复杂而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论的这个观点，究竟正确性如何，我们暂且按下不表——但韦伯所提醒我们的，却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倾向于用简洁、精确的观点来描述社会现象，但有时候却会忘记，客观世界并不总是那么简单，也不一定总是能用数学公式般简洁优美的理论来描述——它很可能就是一圈缠在一起的线团，而我们也应当承认这一点，而不是总想把线团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