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
【美】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经济学原理》读书报告如下。
迷雾中寻路：“激励”的火光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经济学家用几十年的时间去追寻增长的良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入海量的人力物力为贫困国家提供援助，贫国政府雄心壮志进行改革要带领人民走出贫困。时至今日，为何事情并未如我们所愿？
告子有言：“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角度来说，就是本书的箴言：“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政策为何失败？因为人们并不会按经济学家期待的那样行动，而是顺着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方向。政策的激励如果与经济发展的目的不相容，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也只是徒劳无功。
走过与走错的路
经济学家设想的政策，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都没能起到帮助穷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些方法曾被视作灵丹妙药，但走过几十年的路，最终却发现只是在原地打转。
投资援助是不可行的。多马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与投资支出存在固定比例，数据却说明这仅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短期经济周期，而非穷国的经济增长。
教育资助是不可行的。接收教育，意味着牺牲当下投资未来。国家没有发展前景，先进技术无处应用，人们没有激励去接受教育、学习技术。
控制人口是不可行的。收入提高，将激励人们增加工作投入，减少家庭投入。因此经济发展将导致人口增长的降低，而非相反。
调整贷款是不可行的。国际组织的援助者为了下一年预算轻率地给出贷款，受援国没有激励调整政策，借新还旧，让贷款的雪球越滚越大。
向着遥远的火光
以“激励”的基本原理为指引，我们需要去探寻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首先是技术。技术进步是长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它有着两个特征：技术外溢和技术互补。
技术外溢意味着技术知识可以很容易地被传递。低技术国家从高技术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带来跨越式发展的机会。知识互补则告诉我们，只有高技术的人相互合作时，技术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这可能会让低技术的穷国被抛弃，也会让穷国技术进步的收益低于投资者愿意投资的最低收益率。政府，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对知识创造进行持续的干预，从而启动知识投资。
其次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预期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前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变穷和变富可能依赖于所有人预期它将变穷或变富。
如果人们预期的投资回报率很低，那么知识、教育、机器等长期投资将不断减少，导致恶性循环。贫困陷阱让投资回报率低于最低水平，因此最初的投资都不会发生。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今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提出“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说法了。
我们还需要考虑政府的政策。如果经济中的主要盈利机会是利用政府政策和寻租来牟利，那么投资和生产的激励就会消失。腐败的政府要求私营企业主行贿，这是对生产的一种直接税收，也会损害生产的激励。
最后，是社会多元化的影响。有两种社会多元化现象：阶层差异和种族冲突。阶层差异过大，穷人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激励就会大于创造财富，从而导致经济的低增长。而种族冲突将使低收入种族财富再分配的激励增强，让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出现。这意味着，统一、平等的社会与高度凝聚的种族，由强大的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有更强的激励去发展经济。
山一程水一程
“激励”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是指引方向的火光，而技术、预期、政策、社会多元化等要素，就是我们在迷雾中摸索出的路径。纵观中国过去发展的三十余年，我们也能从中找到印证，而这样的成功，对世界其他贫困国家又能提供怎样的借鉴呢？
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涉及广泛复杂的因素。看完全书，难免悲观，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发展之道？或许我们也可以用如经济学基本原理一样简单的话来概括：让所有经济主体具有正确的激励，繁荣才可能出现。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个美好的愿景：在那样的未来里，政府致力于提供服务，帮助穷人；国际援助能送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所有人都受到经济增长的正确激励。我们期待那样一个繁荣的未来。
引子：寻宝
问题不在于经济学的失败，而在于不能在政策制定中正确运用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一个年长的智者曾经告诉我：“每个人只会去做有回报的事情，赔本的买卖没人去做。”斯蒂芬·兰德斯伯格（Steven Landsburg）曾经写过一本很好的书：《摇椅上的经济学家》（The Armchair Economist），他对这一原理作了更简洁的概括：“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他只是补充而已。”
本书的核心：激励 如何让穷国变富
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在个人层次上对政府官员、援助者、私有企业和家庭有所回报。激励常常引导他们通往与促进生产相反的方向。
第1篇 经济增长为何重要
第一章 帮帮穷人
拉哈尔——巴基斯坦一个600万人口的城市
在最发达的5个富国，婴儿死亡率平均为0.4%，而在最不发达的5个穷国，婴儿死亡率平均为20%。也就是说，在穷国，孩子降生时，父母体味到痛苦而不是欢乐的概率是富国的50倍。研究者发现，收入每降低10%，婴儿死亡率就要上升大约6%。
高经济增长伴随着贫困率快速下降，而经济退步则伴随着贫困率上升。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穷人变富：一是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穷人，二是让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随着经济增长一起上升。拉瓦里昂和陈邵华以及杜大伟和克赖瑞的研究都表明，一般来说，总体经济的增长比财富的重新分配更有可能使穷人改善生活。
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低水平的GDP，它还意味着高的婴儿死亡率、孩子们要挨饿、妇女受到歧视和压迫。穷国下一代的福利取决于能否为他们找到一条脱贫之路。
第2篇 失灵的仙丹
最初的药方是提供外国援助以弥补“必需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即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抛弃了“必需的投资”这一概念，我们仍然认为实物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对这一思想提供补充的是认为教育是一种积累人力资本并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后来，考虑到“过剩”人口可能会超过生产能力的限度，我们又主张控制人口。当认识到政府政策可能妨碍经济增长后，我们宣扬提供官方援助以进行政策改革。最后，当那些穷国难以偿还由于政策改革而欠下的债务时，我们主张进行债务豁免。
第二章 投资援助
投资缺口理论
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一个很小的英属殖民地，成为非洲撒哈拉地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此后，她更名为加纳。
世界上2/3的可可产自加纳。那里有非洲最好的学校，而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教育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那里拥有大量的投资，这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20世纪50年代的有限自治政府期间，恩克鲁玛政府和英国共同修建了道路、诊所和学校。美国、英国和德国公司都对在加纳投资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整个国家似乎马上就要踏上经济腾飞之路。正如一个加纳人当时写道的：“现在，让我们寻求建立一个经济帝国吧！”
沃尔特奇迹
利用美英政府和世界银行的帮助，加纳人在随后的几年建设了阿克索木巴（Akosombo）大坝。这一工程同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沃尔特湖。他们很快建成了一座铝厂，其中90%的股份由跨国公司恺撒铝业（Kaiser Aluminum）拥有。1964年5月19日，恩克鲁玛为大坝落成剪彩，放下闸门，开始蓄水。
哈罗德—多马模型，1946—2000年
对大坝、道路和机器投资进行援助可以促进增长？
为达到目标增长率所“必需的”投资率
按照这一模型，通过外国援助增加投资可以帮助穷国走上富裕之路，投资援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
多马模型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简单假设：GDP增长率与投资支出占GDP比重之间存在固定比例。多马假设，产出（GDP）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固定比例关系，所以产出的变化肯定与资本存量的变化（也就是去年的投资）保持一定比例，将两边同时除以去年的产出，可以得到今年GDP的变化率是去年投资与去年GDP的一定比例。
多马模型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短期经济周期，而非穷国的经济增长。
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过剩劳动力”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资本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刘易斯进而认为建设工厂将会吸收过剩劳动力而不会影响农村的生产。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援助可以增加投资从而促进增长
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技术进步。
为了理解为什么经济增长与去年投资保持固定比例这一思想与现实相冲突，我们需要记住：这一思想假设劳动力永远过剩因而机器设备是生产的制约因素。
低投资会提高失业率的机械观点是非常愚蠢的——它忽视了用劳动代替资本的可能性。如果由于低投资而增加较少的机器设备，那么大量的富余工人就可以部分替代稀缺的机器。
第三章 索洛余值：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天底下的政治家都是一样的。即便没有河流，他们也会许诺建造大桥。
——赫鲁晓夫
从长期看来，物质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索洛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技术进步。
资本决定论
收益递减具有一个简单而不可违背的逻辑：相对于一种生产要素无限制地增加另一种生产要素并不会导致产量的无限制增加。当提高机器与工人比率时，每增加一台机器的收益将会越来越低。
索洛理论的另一惊人之处在于它认为储蓄不能维持经济增长。储蓄将今天的消费转化为机器来进行明天的生产，但是这并不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为机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之源。所以高储蓄率的国家并不必然取得比低储蓄率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可能下降为零。高储蓄率国家会比低储蓄率国家拥有更多的收入，但两者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维持的。
如果技术进步能够节省劳动这一供给量固定的要素，那么边际收益递减就可得以避免。由于技术进步，所有工人的效率都变得越来越高，似乎工人的数量增加了一样。在机器设备增加的同时，工人的有效数量也在增加，所以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就不会发生了。
在长期内，所有的人均产出增长都必须来自节约劳动的技术变化。
勒德谬误（Luddite Fallacy）
如果大部分经济增长都来源于向长期增长的转换时期，那么最初的机器存量必须很少。由于机器稀缺，所以其边际收益很高。这意味着资本的收益率也就是利率非常高。实际上，利率将高得离谱。根据罗伯特·金（Robert King）和赛尔吉奥·雷贝洛（Sergio Rebelo）的计算，如果用向长期增长转换的理论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那么100年前美国的利率将超过100%。但是，事实表明美国的利率水平在不同时期是相对平稳的（当然从未达到100%）。这就证明了索洛所讲的美国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而非由于资本存量由低向高的转换引起。
资本积累本身会对技术变化做出反应。如果技术发生进步，那么资本的回报率也会提高，从而更多的资本得以积累。从长期来看，人均资本、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人均产出将会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第四章 教育是为了什么
政府资助的教育发展遭到挫败，原因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箴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在未来进行投资的激励并不存在，那么发展教育就没有什么收效了。政府强迫人去上学并不能改变他在未来进行投资的激励。在寻租是唯一盈利活动的国家里，让人们获得技能并不会带来经济成功。如果只有技能而没有技能得以发挥的环境和技术，经济增长也无从谈起。
初始教育水平与随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被颠倒了。如果预期未来经济高速增长，技术工资快速增长而不是停滞不前，那么现期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将很高，投资教育将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初始教育与随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由于经济增长导致教育水平提高而非相反。
教育和激励
对于一个渴望增长的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并不比一个呼啦圈强多少，问题的关键是那些有知识的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知识。在一个存在广泛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收益率最高的行为可能莫过于寻租。政府通过干预制造了获利机会。例如，如果政府坚持固定汇率，禁止货币兑换，并且国内存在高通货膨胀，那么通过货币兑换就有利可图。那些有知识的人就会向政府行贿，在低的汇率水平获得外汇，然后在黑市上出售以获得利润。这样的活动并不能增加GDP，它只是使寻租者以低价买入出口商的美元然后再高价卖出。在有许多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有知识的人更倾向于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一个奇怪的事实可以支持我们的说法：拥有众多律师的国家比拥有众多工程师的国家增长缓慢）。例如，无论其教育水平如何，在外汇黑市溢价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都较低。而在外汇黑市溢价低的国家，如果教育水平高，那么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反之则较慢。只有当政府的行为产生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的激励时，教育才会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要取决于其他投资状况。只有与高技术设备、先进技术和其他具有增长激励的投资结合起来，教育才会对生产起到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增长激励，就不会有高技术设备和先进技术对教育提供补充。教育虽然可以产生技术工人，但不能创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教育实际上是被浪费了，就好像对一个出租车司机进行高等教育一样；或者高素质的人才移民到发达国家，因为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的知识有用武之地。
第五章 避孕套资助
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业余经济学家。
——本特利（Bentley）的第二经济学原理
利用外国援助来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那些宣扬避孕套援助的人可能会认为贫困家庭买不起避孕套，这一说法听起来有道理，实则错误，因为生育一个本来不想要的孩子的费用比避孕套要昂贵得多，如果真的不想生孩子的话，父母当然要选择避孕套。避孕套的价格大约是33美分一只。在考虑是否想生孩子时，避孕套的成本实在是低得可怜。
避孕套援助的宣扬者们当然会说贫困国家的人无论以什么价格都买不到避孕套。那么，我要问的是，假如那1.5亿对夫妻真的有避孕需求，为什么自由市场无法满足他们？要知道，自由市场在满足贫困国家的可口可乐需求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期望生育水平
“未得到满足的避孕需求”：错误的说法
认为人口增长会降低人均收入并提高失业率的观点实际上隐含地假定：增加的人口并不对生产有所贡献，因此人口增长的唯一后果就是导致人均GDP下降。这不仅是对贫困国家人民生产潜力的一个侮辱，而且也不符合“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原理。对于雇主来说，每增加一个雇员就存在潜在的盈利机会。增加的人口有动力去寻找就业机会以谋生。实际工资将会做出调整，直到劳动力的需求等于供给。
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之所以出现财务问题，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纳税人与退休人员之比下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状况相对良好，原因是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是由于移民而非生育水平造成的）。
如同无数的人都可以欣赏莫扎特的钢琴曲一样，思想可以零成本地由更多的人分享。在人口多的国家，新思想的利用效率要高于人口少的国家，创造一种新思想的成本可以在更多的人中分摊，每个人都可以无成本地使用。如果有更多的人使用，建设因特网的成本平均看来将减小，而且因特网带来的好处会增加。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分担成本和扩大收益，一些更传统的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也会更大，比如说从渔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工业。
人口增长还会促进技术革新，原因是它增加了对环境的压力。例如，随着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不断上升，人们被迫发明一些新方法从现有土地上获取更多的粮食。这一“人口压力”原理最初是由伊斯特尔·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提出来的。
发展是最好的人口控制手段
发达国家生育率较低：
随着人们收入逐渐增加，时间变得越来越昂贵。将时间花费在高收入的工作之外意味着收入的损失。照看孩子是一件非常耗时费力的事情。收入较高的父母会选择生育较少的孩子，而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工作上。收入较少的父母会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孩子身上，生育较多的子女。
尽管高收入者生育的子女数量比低收入者要少，但他们在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投资却较多。可以这样说，初始的技能越高，对技能进行投资的回报率就越大。对于那些已经掌握代数知识的人来说，学习几何的回报率会相对较大。高收入父母的技能会通过家庭教育部分地传递给子女。对于富裕家庭而言，投资高质量教育的回报率就要高于贫困家庭。因此，富裕家庭将会为其子女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由于初始的教育水平不同，可能会呈现高生育率低收入或低生育率高收入两种特征。
工业革命和人口革命
外延增长：技术和人口加速增长
内涵增长：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上升，人口增长速度下降
第六章 贷款并未导致经济增长
再有一次这样的成功，我们就将一败涂地。
——皮洛斯王（Pyrrhus）
根据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状况提供援助和贷款
援助投资到援助改革
为什么调整贷款没有在所有国家都发生作用？为什么在阿根廷、秘鲁和其他拉美国家调整贷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并不显著），以至于拉美国家经历了“失去的10年”?问题的关键是哪些国家在接受援助以及这些国家是如何对贷款做出反应的。贷款的确已经提供了，但政策调整常常并未发生。没有合理地选择贷款对象导致了受援国缺乏激励进行促进增长的政策改革。
为什么贷款不能降低通货膨胀率
转轨国家：俄罗斯的价格自由化
对政府保护的低效企业进行改革
客观地说，在援助的同时保持高财政赤字，部分是有意为之。具有高回报率并通过援助进行融资的项目被包括在财政赤字之内，这样的项目越多，援助和赤字也就越多。援助者的本意是受援国将逐渐减少对援助的依赖，对好的投资项目自行融资。科特迪瓦和巴基斯坦的例子似乎表明虽然有不断的援助但依赖并未减少。科特迪瓦还是另一种常见模式的代表：高额财政赤字伴随着大量的政府发展项目融资。
财政赤字实际上是寅吃卯粮。赤字是通过债务进行融资的，它使得政府可以在今天有更高的收入，代价是明天必须进行更多的偿付。但是，对一个不看重未来的政府来说，公共债务并不是唯一的融资方式。政府有很多方式可以节约今天的开支。
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那些在今天通过举债而寅吃卯粮的政府在将来同样如此。例如，政府可能削减基础设施投资而减少今天的财政赤字，但这会减少未来的收入而增加未来的财政赤字。
援助者对穷人的关心对受援者产生了逆向激励。由于存在严重贫困问题的国家会获得更多的援助，这些国家几乎没有激励来减轻贫困问题。穷人成为政府从援助者手中获取援助的“人质”。
援助者也面临一个错误的激励。许多援助机构都是由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特定部门组成。这个部门的预算是由它发放的援助金额决定的。如果该部门不发放援助贷款，第二年分配给它的预算就会减少。而更多的贷款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政绩，因此即使贷款条件难以满足，负责贷款援助的部门也面临发放贷款的激励。
有时，官方援助者向没有进行改革的国家发放新贷款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些国家通常已经从官方援助机构那里借入了大量资金，但没有能力偿还。官方援助机构并不希望公开宣布这些贷款违约，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划算的，可能会影响其国内的预算分配。所以，官方援助机构有时“贷新收旧”。
我们应该将援助与一个国家过去的表现而非它的许诺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为受援国政府创造激励，促使其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政策。一个国家的政策对经济增长越有利，就应该得到越多的人均援助。我们应该对所有的贫困国家根据政策表现进行排序，对排名靠前的国家给予更多的援助。要设计一个准确的公式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贷款援助应该随着政策表现的改善而增加，这样政府才有激励采取良好的政策。
第七章 别让我们还债了
穷国外债水平高
债务减免 ”2000年大赦“
债务国对高债务的偏好，使得它们借新债，来代替已被减免的旧债。越来越优厚的债务减免条件也可能造成负面刺激，因为这些国家在举债时就预期到未来减免的可能。高债务这一问题有可能继续存在，因为“不负责任的政府”在债务减免之后仍然“不负责任”。
获得最大债务减免量的国家，新增债务量也是最高的。平均债务减免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新增债务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与“以未来做抵押”的假想相一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获得债务减免的同时又大举借入新债。
资产出售：“出卖未来”
过度开采和廉价出售石油
国有企业私有化
不负责任的政府：外债和财务赤字双高
但这还并不是高债务国政府不负责任的唯一表现。他们通常实施非常短视的政策，为那些支持者们提供津贴，从而危及未来增长。比如说，他们可能将利率水平控制在通货膨胀率之下，为支持者提供享受津贴的贷款。然而，贫穷的存款人发现通货膨胀率使得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变成了负值，就会把钱从金融体系中取出来，投资于房地产或者外汇，这将削弱金融体系的规模，而大而稳健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之一。实际上，我们发现，对人均收入接近的国家，高负债穷国的金融体系规模要比非高负债穷国小得多。
不负责任的政府还倾向于为部分客户提供进口补贴。这可以通过人为地将汇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也就是说，把本国货币币值人为高估），从而使进口商品价格便宜来实现。不幸的是，高估本币币值从而利于进口的汇率将使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影响出口商的生产积极性。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人为高估本币币值将不利于经济增长。私人投资者将不再投资于本应有利可图的出口生产，而转向投资于外汇。实际上，我也发现，高负债穷国与人均收入接近的国家比，本币币值更容易被高估，这是另外一种高负债穷国出卖未来的做法，即以牺牲未来增长为代价为进口商品提供津贴。
不负责任的贷款人与借款人
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债务减免才有意义。第一，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已经转变为一个具有良好政策的政府；第二，这是一个不能重复的一次性行为。
第3篇 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
援助、投资、教育、人口控制、调整贷款和债务减免都被证明并非经济增长的良药。这些药方之所以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原因是它们都忽视了“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真理。
第八章 边际收益递增：外溢、互补和贫困陷阱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圣经》如是说，而这一点对许多人来说依然是新鲜事。
——比莉·霍利迪创作的歌曲《愿神保佑这孩子》
对未来高收入的渴望是一个有效的激励。那么，是什么扭曲了穷人的激励呢？如果技术是不同国家收入和经济增长差异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为什么穷国不对实施先进技术的激励做出反应？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边际收益递增。具体来说是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
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观点，一个国家总体的储蓄并不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固定的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收益递减意味着提高总体储蓄将会使利率降低，从而使储蓄只会保持在足以跟上技术进步率的水平。所以，无论促进储蓄的激励是怎样的，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只会维持在技术进步率水平上。
但是，资本的收益率真的递减吗？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理论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当工人数量一定的时候，增加机器的数量很显然会产生边际收益递减，那么为什么会有否定的回答呢？问题的答案是人们可以积累技术资本，即可以节约劳动的新知识。
索洛模型：技术进步
激励的变化将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
技术具有独特的特征。技术知识很容易从一个人外溢到另一个人。当高技术的人相互合作的时候，技术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而低技术水平的人会被抛弃，坠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技术投资的收益不局限于初始投资者：外溢效应
背对背信用证
新知识与旧知识是互补的
知识投资边际收益递增
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
知识投资的恶性循环：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
关于知识外溢的故事也说明了市场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经济增长。政府所采取的放任自流政策可能会使经济或其中的一部分陷入恶性循环。要取得良性循环，可能需要政府对知识创造进行持续的干预。知识外溢的原理使我们改变了对市场作用的看法。市场经常需要政府的帮助以启动知识投资。
知识匹配
单个工人技术的回报率随着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移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更容易与本群体内部而非群体外部的人员形成互补。属于总体收入水平较高的移民群体中的个人，相对属于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移民群体中的个人而言，前者的收入也较高。如果读者以为我是在进行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那就错了。单个人并不足以影响一个移民群体的平均工资。如果没有知识互补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将发现个人的工资将仅仅由其技术水平所决定。而实际上，我们发现个人的工资要受到其所在群体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与其他高技术水平的人互补的机会与本人的技术水平同样重要。
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解释了极端贫困与“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箴言如何一致。收入差距并非由个人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努力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知识互补机会的差异。穷人面临着很弱的激励去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因为他们的知识外溢和知识互补受其他穷人的影响。
贫困陷阱：预期的作用
假设有一个国家，一开始处于贫困陷阱之中。知识、教育和机器的投资回报率非常低，因此投资并不会发生，这个国家因此陷入贫困陷阱。但是，假设你预期所有其他人将要进行知识、教育和机器投资，其他所有人也具有同样的预期。那么现在投资就划算了。因为一旦当投资进入收获期时，它将与其他人的投资形成互补。所以对于未来的良好预期可以引导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相反，对于一个本来投资回报率高于最低水平的国家来说，不良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它陷入贫困陷阱。如果你认为其他人都不会投资的话，那么你自己也不会去投资。一个国家的变穷或者变富可能依赖于所有人预期它将变穷或者变富。
预期可能是我们平常所观察到的经济增长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对于经济系统的一个冲击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预期。你可能突然预期所有其他人都将停止投资，因此自己也会停止投资。预期因素可以解释1982年债务危机后的拉美经济崩溃、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19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由于预期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动，经济增长的变化可能会超过经济体系基本因素的变化。
我们需要慎重看待政府干预影响人们激励的作用。通过向私人投资惩罚性征税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将无助于走出贫困陷阱。如果贫困陷阱的原因是由于私人投资的回报率过低，那么进一步压低这一回报率于事无补。政府实际上是一只手给予，一只手掠夺。
消费税
第九章 创造性破坏：技术的力量
技术力量会产生贫困陷阱，但也是贫困国家跨越发展阶段的机遇
当人们具有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愿意在应用新技术的同时牺牲当前消费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时，经济增长才会发生，这会导致生产潜力和人均收入的稳步增长。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42年就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的技术不断产生，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精髓”。
经济学家菲利浦·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最近的研究中强调了这种经济增长路径。他们指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使得创新的激励复杂化。他们分析了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技术革新率会非常低。技术革新者不能获得其全部收益，因为社会上其他人可以进行模仿（苹果不能获得其用户界面创新的全部好处，因为微软会模仿它）。因为技术革新的社会回报率高于个人回报率，因此私人进行技术创新的速度要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们希望通过专利保护解决这个问题，但专利保护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机制，它并不能包括那些所有从技术革新者那里外溢的收益（苹果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技术革新的“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上一章所讲的知识外溢）。
“不可避免的掠夺性”和过时性
技术革新的阻碍：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
落后国家在实施新技术过程中可能享有优势，因为它们不会受到旧知识的阻拦
我们可以将旧技术和新技术之间的冲突理解为代际冲突。老人是指那些接受过旧技术训练的工人，他们的技能只适合特定的旧技术，因此他们具有反对新技术的激励。新人是接受过前沿技术的工人，他们有动力采用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所以，技术是否会持续进步取决于新人和老人的力量对比。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要取决于人口结构：是否老人所占比重大，谁是多数者。而这又依赖于人口的增长。如果人口增长迅速，新人所占的比重就大；如果人口增长缓慢，人口逐渐老龄化，老人所占的比重就。贫困国家的人口增长迅速，因此新人所占比重会相应较大。
这可以解释最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事实。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恰好伴随着人口老龄化。
一个单独的创新者通常无法预料他的特定发明能否导致一系列后续发明。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不确定性的问题。有些国家的运气可能特别差，他们采用了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可能在当时起到作用，但没有提供后续创新的潜力。而另外有些国家的运气可能很好，它们在一开始采用的技术后来证明会产生丰厚的回报，进而又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技术。这就是路径依赖。一个国家未来的成功要取决于它过去所走的道路。
技术发明之间的互补性意味着历史和预期非常重要。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那么就为未来的发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预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人们预期其他人将进行互补性的发明，那么技术发明的收益率将提高。
第十章 贫困国家的厄运
低收入水平的贫困陷阱使得贫困家庭和经济很容易受外来冲击的负面影响。在一个家庭内部，技术的回报率可能要依赖于互补性的资产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技术水平。使用新技术（比如绿色革命）的能力需要依赖于合理搭配肥料和高质种子的技能。那些拥有足够资源的家庭可以进行技术和技能投资以获得良性循环。贫困的家庭由于缺乏抵押物而无法获得贷款，因此即使在技术和教育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进行相应的投资。一场灾难就可以卷去一个家庭赖以为生的流动资产，一场灾难就可以把一个家庭送入恶性循环。
如果经济增长仅仅是运气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就不可能去预测经济增长。然而，即使真的是运气决定一切，你仍然有办法假装做出预测。这其实就是一个小把戏。你可以向朋友宣称国家X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同时，宣称国家Y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上升。即便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随机的，你也几乎确定是正确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很简单，只要允许你选择对哪些国家做出评论。你可以选择当年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作为X（经济增长率将要下降的国家），选择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国家作为Y（经济增长率将要上升的国家）。如果经济增长是随机的，那么国家Y的极端坏情况不可能重复。因此，国家Y的经济增长率将上升。同样，国家X的极端好情况也不可能重复，因此，国家X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这就是均值回归（mean reversion）。
喜剧就是悲剧加上时间
我看到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轮子不停地旋转，时而上升，时而下降……命运之轮将我们多次推入深渊，但是它又多次将我们送上巅峰，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应该了解命运的轮转。
不管我们是否看到经济学家试图解释随机因素和穷人的悲惨命运，运气的确是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然，我并不认为经济增长完全是随机因素。我希望本书其他部分的证据可以让读者相信政府政策和其他因素与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联系。运气导致经济增长围绕着长期趋势上下波动，而长期趋势是由基本因素决定的。认识运气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使我们不必过分关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短期因素，这也让我们更有理由善待那些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恶劣的政府政策通常是经济衰退的影响因素，但坏运气同样如此。
第十一章 政府可能成为经济杀手
高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为何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激励并不是一件多么神秘的事情。由于货币贬值，人们在高通货膨胀期间不愿意持有货币。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货币持有者征税。但是，人们不愿意持有货币带来了不好的后果，因为货币是一种便利经济交易的有效机制。我们可以把货币视为一种有效产出的投入品。所以，通货膨胀实际上也是对产出征税。
此外，通货膨胀使得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研究发现，在通货膨胀期间，金融系统得到膨胀（以金融服务占GDP的比重衡量），而生产领域发生萎缩。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在通货膨胀期间，人们会将大量的资源从生产领域转移出来以保护自己的财富不至于缩水或减少缩水的程度。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试图在高通货膨胀期间保持正常的经济增长就如同在奥林匹克快跑比赛中想依靠单脚跳取胜一样。
高黑市汇率溢价
黑市溢价的存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激励？首先，人们存在很强的激励以法定汇率获得美元，然后在黑市卖出。任何时候，只要经济中的主要盈利机会是利用政府政策来牟利，实际经济运行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高黑市汇率溢价与负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我们可以假设黑市汇率溢价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因此，政府抑制经济增长的另一方式便是在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名义汇率不变从而导致高黑市汇率溢价。
高财政赤字
高财政赤字产生了经济增长的负向激励，因为它产生了在未来征税以降低赤字和偿还公共债务的预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提高了，而这又意味着对货币持有者的征税。宏观经济总体状况陷入了不稳定之中，很难判断项目的好坏以及哪些企业应该获得贷款。而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扼杀银行
假设名义利率上限是10％，而通货膨胀率为30％。那么，将利息收入重新存入银行的居民将会发现其实际存款每年下降20％。名义利率水平减去通货膨胀率就是存款者的实际收益率。如果实际利率水平为负，居民就面临不在银行存款的激励。人们将更倾向于把钱存在国外或者购买房地产或者用于消费。负实际利率政策通常被称为“金融抑制”，因为它抑制了银行存款。在负实际利率的情况下，银行要保持存款相当于用滤网盛水。
闭关锁国
所得税
因果关系：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第十二章 腐败和经济增长
政府官员具有窃取他人利益的强烈欲望，这是最明显的损害经济增长的激励。要求私营企业主行贿是对生产的一种直接税收，因此会损害经济增长。
两种不同的腐败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种是分散化腐败，另一种是集中化腐败。在分散化腐败情况下，有很多腐败者进行掠夺，而且他们之间并无一个协商机制。而在集中化腐败情况下，一个政府领袖组织了全社会的所有腐败活动，决定每一个官员在腐败活动中应得的份额。
分散化腐败破坏作用更强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腐败的类型同样发生了一些变化。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前就存在一些腐败，但在中央的集权统治下，腐败行为是自上而下的集中化腐败。但在经济转轨之后，产生了许多独立的力量中心，形成了分散化腐败。这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后的腐败程度要高于转轨前。
首先，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取消不合理的过多审批，建立规则使得政府能够遵守合同，避免对私人部门的掠夺，建立称职的公务员队伍。这些制度可以对制约政府官员非法获取好处的机会。
其次，建立能够消除腐败激励的政策。高黑市汇率溢价或严重的负真实利率创造了大量腐败机会。消除这些扭曲性政策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对控制腐败也有好处。
我们常常以为政府是一个仁慈的机构，我们可以向它提供建议如何增进公众福利。但是，政府常常是腐败的这一事实使得我们对此产生怀疑。知道这一点后，我们就应该谨慎对待以政府干预来促进经济增长。例如，我们将不会希望政府对一些新兴产业进行补贴，因为政府很可能在决定对哪些新兴企业提供补贴时收取贿赂。最好的方式是尽可能地消除政府对私有部门随意的控制和权力，尽快建立严格的政府游戏规则。
第十三章 社会多元化
人类具有太强的相互憎恶的倾向，即使一些细微的和想象中的差异就足以导致不友好的行为甚至暴力冲突。
——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10卷
派别斗争可以部分解释政府政策引起的经济增长差异。为什么政府有激励选择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为什么当从一个增长的经济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时候，政府还会腐败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如果穷人对未来的投资需要补贴，为什么政府不提供这些补贴？我们将会发现，在一个分散化的社会里，政府面临着重新分配现有财富的激励。在凝聚力更强的社会里，政府则面临着发展经济的激励。在再分配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之间，最基本的差异是社会的分散化程度。如果一个社会具有很多派别，他们相互之间就会产生争斗，而如果一个社会由于共同的文化和强大的中间阶层而凝聚在一起，那么就会产生经济增长的共识，经济增长同样可以使穷人受益。
利益集团从某一商品获取利润的斗争与遏制经济增长的政策有关
政府中的多元化集团
一个被忽视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并非一个单一的、全能的个体。政府是由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客组成的群体。正是由于这一多样性，才导致了破坏经济增长政策的产生。
公共品悲剧
这就是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关键问题：按照自己利益行事的多重利益集团导致了恶劣的政府政策。多元化的社会相比一体化的社会更容易产生恶劣的政府政策。任何孕育着多元化的因素都会恶化政府政策，从而损害经济增长。
不过，也不要得出独裁统治是经济发展的最好体制的结论。独裁可能会与民主一样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民主还是腐败（没有证据表明二者哪一个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真正的区别在于中央政府是一个多元化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还是由具有共识的支持者组成的强权政府。
弱政府中的利益多元化：导致杀鸡取卵
多个利益主体决定国家预算
当存在多个利益群体的时候，政策制定者的激励便会发生扭曲。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会产生多重利益主体？综观全世界，我们会发现存在两种社会多元化现象：阶层差异和种族冲突。
高度的不平等：大多数的穷人倾向于财富再分配而非创造财富，伴随经济的低增长
在经济增长、民主、教育和平等程度之间存在一些不易为人察觉的动态联系。假设一个富有的社会精英拥有排他性权力，可以限制通过投票对富人的财产进行再分配。这样的安排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19世纪后期的许多欧洲国家和20世纪的拉美国家非常普遍。现在，问题是政治寡头是否会支持实行全面教育？平等程度会对此产生什么影响？
寡头面临着选择。一方面，实施全民教育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教育将会促进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的生产潜力得以发挥。另一方面，全民教育会促进政治参与热情，接受了教育的穷人将会争取投票权。穷人将会投票进行财富再分配，这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最终的结果取决于最初的不平等程度。
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寡头将会阻止全民教育。此外，除了社会精英阶层外，其他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很低。所以，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将持续地不平等和不民主。数据证实了这一推测：更不平等的国家的确更不民主和拥有更少的公民自由。
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社会精英将会赞成全民教育。他们确信新的受教育民众不会要求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尽管他们会要求投票权，原因是他们从再分配中获得的利益要低于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所有人都将从教育水平提高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我们的确发现那些中产阶层比重更高的国家拥有更高的入学率。
可以总结一下，由于不平等造成的社会差异是一个国家落后的原因之一。或者是人民党政府寻求将财富再分配给其支持者，或者精英阶层将压制民主和教育普及。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政府将在人民主义的民主和寡头独裁统治之间转换，政策的可预测性遭到破坏（这本身也会破坏经济增长）。数据表明，不平等的国家政治更不稳定，会发生更多的革命和起义。而具有更大比例中产阶层的社会有激励达成协调，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民主。
种族仇恨
正如《科学美国》1998年9月的一篇文章所言：“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源于我们有5 000个种族而只有190个国家。”
如果一个种族比其他种族更富裕，那么其他种族就存在财富再分配的欲望。我们在前一章就发现在全世界存在种族商业精英。在政策制定中，存在着权衡。一方面，诸如负实际利率、高黑市汇率溢价这样的政策将商业精英的一部分收入再分配给当权者。另一方面，这些坏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因为它们恶化了投资激励。当权者会采取什么行动取决于当权的种族联盟与商业精英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果同时存在种族多元化和种族间巨大的收入差别，那么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就有可能出现。例如，由非洲人占主体的东非政府就对富裕的印度商业经营者课以重税。
种族和阶层多元化
社会统一、平等和种族单一化
美国的事实表明，一个社会的种族和阶层分化程度越高，繁荣就越容易姗姗来迟。尽管美国的种族多元化程度很高，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可能要归因于其制度上的稳定性。
应对多元化：
- 独立的中央银行
- 独立的预算制定当局
中产阶层的认同
公元前306年，亚里士多德曾经精辟地指出：“很显然，最好的政治集合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那些中产阶级很强大的国家会得到很好的管理……在中产阶级强大的地方，最不容易产生纷争。”
第十四章 结论：拉哈尔有感
巴基斯坦的拉哈尔
我们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还没有灵丹妙药可以帮助穷国走上富裕之路。只有当所有的经济主体具有正确的激励时，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政府的激励引发了技术采用、对设备的高质量投资和高质量的教育，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援助者面临正确的激励，将资金提供给那些具有良好政策的政府，使其资金取得良好回报，而不是将资金提供给那些具有恶劣政策的政府，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穷人获得良好的机会和激励（这要求政府福利项目对穷人增加收入采取奖励而非惩罚措施），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存在严重政治对立和冲突而是达成投资共识时，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当一个可问责的政府充满活力地承担起公共品（如健康、教育和法治）投资时，广泛和深入的发展才有可能出现。
第一，政府必须有良好的激励。一个国家的政府面临着创造私有部门发展的激励，还是掠取私有部门的激励？如果是在一个利益集团对立严重而又缺乏民主的社会，基于不同种族或者阶级的各利益集团进行着恶性的竞争，那么，答案可能就是后者。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一定表现出明显的腐败，但是可能意味着利率要低于通货膨胀率（从而意味着民众的储蓄遭到掠夺），或者是高出法定汇率数倍的黑市汇率（从而意味着出口商的利润遭到洗劫）。在一个具有良好制度的民主社会里，制度可以保护少数利益群体的权利，可以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体经济自由，那么，政府就面临着适当的激励去发展私有部门经济。我们可以憧憬一个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政府并不会去窃取财富，他们致力于提供基础设施（如健康服务、基础教育、道路、通讯和电力服务），他们还会向穷人提供帮助。
第二，援助者必须有良好的激励。每一个援助者是否都为了保证来年获得足够的预算而对受援国给予特定的援助金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否将贷款和资金给予那些能够建设良好基础设施和帮助穷人的政府？如果援助机构不受约束的话，他们可能会陷入官僚政治决定援助贷款的泥潭，发放贷款而非真正对穷人提供帮助将会得到奖励。所以，解决方案是形成一个公开的“援助竞争”，每个政府基于其历史表现以及可信的、公开的许诺争取贷款。我们可以憧憬一个美好的前景，国际援助机构提供援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来年的预算，而是将援助资金提供给那些真正有助于穷人发展的地方。
第三，私有部门必须有良好的激励。个人和私有企业有时会面临不良的激励，因为政府的政策会导致其投资成果受到掠夺。即便是社会整体上存在良好的经济增长激励，穷人也可能面临不良的激励，因为一个人的生产率依赖于其合作伙伴的生产率，而穷人的合作伙伴往往也是穷人。如果在穷人提高收入时对他们实施奖励（而不是像现在大多数福利项目那样实施惩罚），那么这些穷人面临的激励就会得到改善。我们可以憧憬一个美好的前景，穷人们将会像富人一样对激励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