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的封闭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美】艾伦·布卢姆
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1930-1992），美国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及翻译家，195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多伦多大学，后回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授。著作有《莎士比亚的政治学》(1981)、《巨人与侏儒》(1990)、《爱与友爱》(1993)等，译著包括卢梭的《爱弥尔》(1979)及柏拉图的《理想国》(1990)等。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序（索尔·贝娄）
序作者索尔·贝娄，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获得者，代表作为《洪堡的礼物》。
谈到人文科学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以沉没的大西岛”。
布卢姆认为这本书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讲述作为一个人和教师体验到的。
“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
前言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
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
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
通识教育：帮助学生认识“我是谁？”，为极少数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的人而存在。
索尔·贝娄与作者是同事关系。
导言：我们的美德
历史和文化研究告诉我们，过去的整个世界都很疯狂；人们总是自以为一贯正确，于是才有了战争、迫害、奴役、仇外、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关键不在于纠正出，做到真正正确，而在于不要认为自己完全正确。
政治一向十分重要，它需要与它的基本原则相符的公民。贵族政治需要绅士，寡头政治需要崇尚和追逐金钱的人，而民主政治需要的是热爱平等的人。
培养民主人的教育目标：
这种教育所要求的事情，跟传统社会需要的信仰类型迥然不同，在传统社会里，神话、激情、严明的纪律、权威和大家庭培养出的本能的、绝对的、甚至是狂热的爱国主义，它不同于美国所要求的那种基于思考的、理性冷静的甚至是出于自利的忠诚——它不是对祖国的忠诚，而是对政府形式及其理性原则的忠诚。
培养民主人——>培养民主人格
民主与开放性
相对主义泯灭了教育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原动力。
实际上，开放导致了美国的固步自封——美国之外的世界呈现出单调的多样性，它顶多让人了解到价值是相对的，而我们这里创造着我们想要的各种生活方式。
开放曾经是使我们能够运用理性去寻求善的美德，现在却意味着接受一切，否认理性的力量。毫无节制，不加思考地追求开放，无视开放作为一种自然目标所固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使开放变得毫无意义。文化相对主义同时摧毁了一己之善和至善。
希罗多德至少和我们一样清楚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但他认为这种现象在要求他进行全面的探索，摸清各种文化的优劣，发现自己能够从它们的优劣中学到什么。而现代相对主义者却要用这种现象来证明，探索是行不通的，我们对所有的文化都得毕恭毕敬。
我很清楚，人们在对异族做出判断时往往带有偏见，避免偏见正是教育的宗旨之一。但是，企图通过废除理性的权威去防止偏见，无异于让能够纠正偏见的手段失效。真正的开放是与求知欲为伴的，因此也是与对无知的觉悟为伴的。否认认识善恶的可能性，是对真正的开放的压制。
因此，开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冷漠的开放，它受到双重意图的推动：贬抑自己的知识自豪感；使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任何人——既然我们不想成为求知者。另一种开放则鼓励我们探索知识和确定性，历史和各种文化为此提供了有待审察的各种辉煌范例。这种开放激励着探索的欲望，它使每一个严肃的学生生气勃勃，兴致盎然——“我要搞清楚什么对我是好的，什么能让我幸福”，而前一种开放则阻滞了这种欲望。
偏见，强烈的偏见，是有关事物存在方式的观感。它们是对万物秩序的预见，因此，通向认识整体的道路要途径有关整体的谬见。不错，谬见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指向真理，所有值得我们恭敬以待。从一开始就毫无偏见的头脑是空洞的，它只能由一种方法塑造出来，即意识不到辨别偏见之为偏见是何等困难。
卷一 大学生
白板
我通常认为，美国年轻人是在十八岁才开始接受教育的，他们的早期生活是一片精神上的空白，他们进入大学时如同一张白板，对深层自我和自己肤浅的经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
法国人是由文学传统造就的情感动物，美国人则是讲究理性原则的人。
美国是拥有最长的、未曾中断的政治传统的国家之一。
美国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自由平等在连续不断、不可抗拒地取得进展。
家庭需要天性与习性、人性与神性的及其精妙的结合，才能维持和发挥其职能。它的基础仅仅是肉体的繁衍，但它的目的却是塑造文明的人。在传授语言和万物名称的过程中，家庭传播着有关事物整体秩序的解释。家庭以书本为精神食粮，家庭这个微型政体要相信书本里的话，它告诉他们对错和善恶，并解释为何如此。
家庭作为传统的传播者这一传统角色的衰落，与人文学科衰落的原因是一样的：没有人相信典籍中包含或曾经包含着真理。于是，说得好听一点儿，典籍成了“文化”，即讨人嫌的东西。
家庭道德培训的衰落。一个在高等教育中接受了专业知识培训的知识分子在道德、宗教等领域的理解未必比普通人更深刻，甚至可能更狭隘和偏见。
教育失去了传统和典籍，人变得狭隘和平庸。
说他们狭隘，是因为他们缺乏生活中最必要的东西，即不满于现状、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的真正依据。他们得过且过，对逃离这种境况感到绝望。超越的渴望日益淡化，崇敬的榜样和轻蔑的对象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说他们平庸，是因为缺少对事物的解释，缺少诗意或活跃的想象力，他们的心灵就像镜子，反映的不是本质，而是周围的影像。经过陶冶的心灵能洞察人与人之间、人的行为与动机之间的细微差异，形成真正的品位，而缺了伟大典籍之助益，心灵的陶冶是不可能的。
典籍
与前几代大学生相比，他们既没有多少文化上的自负，也拒绝对高雅文化表现出礼节性的虚伪恭敬，就此而言，他们活得“很真实”。
我们几乎只受文学天才影响的意识动摇了，人们也变得更加相像，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可以不一样认识不足。取代真正多样性的拙劣替代品，例如染头发和另一些外表的差别，虽然五彩缤纷，却无法向观察者表明里边藏着些什么货色。
不读好书，既削弱了观察力，也助长了我们最致命的倾向——以为此时此地就是一切。
民主原则否认伟大，它要让每个人都感到身心愉快，不必忍受令人不快的比较，我们对英雄的蔑视不过是这种民主原则的恶性延伸。
柏拉图早就教导我们说，乌托邦思想是我们必须要玩的一把火，因为它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唯一途径。我们需要批判对乌托邦的种种错误理解，但现实主义提供的方便出路是死路一条。
音乐
然而，假如哪个大学生能够——这是最困难、不寻常的事情——抽身而退，与他所迷恋的东西保持审视的距离，开始怀疑他所喜欢的东西的终极价值，那么，他便是向着哲学信仰的转变迈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愤怒是灵魂为免受自我怀疑之害而进行的防御；它重构世界秩序，以便为愤怒找到正当的理由。
简单来说，柏拉图关于音乐的教诲是：与舞蹈相伴的节奏和旋律是灵魂的粗野表达。这种方式虽然粗野，但并非出于兽性。音乐是处于充满惊奇和恐惧、最心醉神迷状态下的人类灵魂的媒介。
教化，或者说换句话说，教育，是对心灵原始激情的驯化——不是压抑或去除这种激情，那会剥夺心灵的活动；但又把它们塑造和表现为艺术。让心灵中的激情因素与后来发展起来的理性因素和谐一致，这个目标也许不可能达到。但是，没有这种和谐，人永远不会是完整的。
这就是歌词的三大主题：性，仇恨，奉承性的和假惺惺的兄弟之爱。
这种文化的威力部分来源于摇滚乐的喧闹。它是人无法交谈，以至大多数友谊只能放弃分享话语，而亚里士多德坚信，分享话语是友谊的本质和唯一真实的共同基础。
也许，一个社会会把自己最大的疯狂视为正常。
流行的历史主义提供了最后的救赎：新环境需要新的生活方式，老一辈人不应当把自己的价值强加给年轻人，而是要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价值。
莱辛在谈到古希腊雕塑时说：“俊美的人创造俊美的雕像，城邦拥有俊美的雕像，要部分感谢俊美的公民。”这句话概括了人类美育的基本原理。青年男女总是被透着高贵的英雄之美的身体所吸引。对高贵的意义的深刻理解来得稍迟，但感官体验已然为它做好了准备，而且它实际上就包含在感官体验之中。因此，感官上有什么渴望，与理性后来认为什么是善，这两者之间并不相互抵触。教育不是不顾孩子的天性和欢乐，一味加以训斥，而是在他们所感觉到的与他们能够和应当感觉的事情之间提供一种自然的联接。
对摇滚乐的否定：感官享受，激情，为不成熟的人提供迷狂
它人为地诱发狂喜，而这原本是属于人们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情感。
根据我的经验，那些曾经深陷毒品——和已经摆脱毒瘾——的学生发现，他们无法怀有热情或远大理想。仿佛他们的生活已经失去缤纷的色彩，他们只看到一个黑白世界。他们当初经历的快感太强烈，以致他们最后不再寻求快感或不再把快感作为目的了。
而通识教育是要鼓励这样一种信念：美好的生活是愉快的生活，最美好的生活是最愉快的生活。
关系
自我中心
私心带来公益的现代经济原则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似乎没有理由再去担当公共生活中自觉的一员了。正如索尔·贝娄指出的，公民美德犹一座鬼城，人人都能进入，宣城自己就是判官。
祖国、宗教、家庭、文明的观念，处于茫茫宇宙和个人之间、为人提供在整体中的位置感的一切情感因素和历史因素，都被理性化了，从而也失去了强制力。
他们知道托克维尔所言不虚：“在民主社会里，每个公民习惯性地忙于思考一个渺小的对象，这就是他自己。”
平等
学生的突出品质：平等主义
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
（不是很懂在说什么）
种族
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隔阂
另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是，黑人似乎是处于本能拾起“种族特性”这个字眼——它是20世纪60年代的发现创造——唯一群体。同时，他们也逐渐放弃了对黑人特殊“文化”的信念和兴趣。他们不再共享一种积极的、特殊的精神或道德体验；他们和共同的文化打成一片，有着和其他人一样的目标和兴趣，但他们是自己单独去做。他们依然有着受到排斥引起的内心孤独感，尽管这种排斥实际上已不存在。熔炉下面的火正旺，他们却不像所有其他群体那样融化。
对黑人的优待导致事实上的种族隔离。黑人学生的标准更低，得到了更多的录取名额，却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文凭受到怀疑的后果。
性
性关系的两次变化：性革命；女权运动
性革命在进军时打着自由的旗号，女权运动则打着平等的旗号。它们一度携手同行，但差别最终使它们反目，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自由和平等总会发生龃龉。
亚里士多德教导说，对别人困境的同情需要我们经历同样的事情。
大学生中间对性行为态度的变化：变得习以为常，几乎不受到制约。
分离
假如人们彻底摆脱了对他们确曾拥有的宗教、国家和家庭的传统信仰，他们将如何生活，如何自由地重建这种信仰？
从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起源看，自由和平等都是旨在把正义和效用带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中的政治原则。在传统的秩序中，这种关系是由实力、财富、传统、年龄和出身之类虚假的权利构成的。
对自己的财产和妻子儿女的直接而可靠的爱，要比对祖国的遥远而抽象的爱更能有效地制约纯粹的个人私利。而且，对家庭安全的关心是一个人忠诚于保护他们的国家的强有力的理由。
三种经典的政体比喻：
一、国家之船
船永远在海上漂泊是一回事，抵达港口后旅客各奔东西是另一回事。在这两种情况下，船上的乘客相互之间的想法和他们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古代城邦属于前者，现代国家属于后者。
二、畜群（现代）
畜群也许需要牧人，但是每一头牲畜都自顾自地吃草，很容易从畜群中分离出去。
三、蜂群（古代）
蜂巢中有工蜂、雄峰和蜂王；有劳动分工，也有共同劳动的产品；离开蜂巢是自取灭亡。
在最自由、最独立的情况下，人也会渴望无条件的归属。自由和归属的紧张关系，以及为取得两者之间不可能实现的统一而努力，是人类的永恒状态。但是，在权利优先于义务的现代政体中，自由绝对优先于社会、家庭甚至自然。
母亲与孩子的依恋或许是唯一无可否认的天然社会纽带。
一旦他们觉察到他们以后会分离，一旦他们预见到他们有彼此成为陌路人的一天，他们就已经成为陌路人了。每个人都建立了自己小小的隔离体系；两个人一心向着将来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只是勉强待在一起。（《爱弥尔》，布卢姆编）
人与人之间的分离状态；亲密关系；家庭
我们荒漠上的沙子在不停地流动——远走他乡，告别故人，脱离信仰——这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自然状态，谨慎和怯懦是它的普遍倾向。我们是社会化的孤独者。
离婚
离婚是我们有增无减的分离状态的最显著标志，也是导致更严重的分离状态的原因。
在美国，离婚是最明显的表征，说明人不是生来就能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们想要也需要从个别意志中创造出共同意志，但个别意志总在不断强调自身。人们谋求种种安排和方式，想把碎片再拼接起来，但希望更加渺茫。这项任务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人人都最爱自己，却希望别人爱他胜于爱自己。
可以说，家庭纽带的断裂是美国最紧迫的社会问题。
爱
在曾被称为爱的事情上，他们（大学生）通常不说“我爱你”，绝对不说“我永远爱你”。
也许，年轻人是出于诚实才不说“我爱你”。他们体验不到爱——他们太熟悉性了，以至于把性和爱混为一谈了；他们只顾自己的命运，以致无法为了疯狂忘我的爱——真正的痴迷精神的最后残留——而做出牺牲。其次是对爱情的沉重历史包袱——两性角色的差异，不尊重女性的自我决定，使她们沦为占有物和性对象——的厌恶。今天的年轻人害怕有担当，而问题在于爱就是担当，甚至更多。担当是由我们的抽象现代性发明的一个字眼，它意味着灵魂中缺少道德奉献的真正动机。担当是无缘由的、无动机的，因为真正的欲望都是低俗而自私的。人会受到性的吸引，但是人们认为这并没有给真正和持续地关心另一个人提供充分的动机。年轻人，而且不仅是年轻人，在学习和实践着一种有残疾的性爱，它不再能够逆风而行，不再能够容纳对永恒的渴望和对他与存在之关联性的预言。
当婚姻出现时，它通常好像不是承担责任的决心和自觉的意愿导致的结果。两人一起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经过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过程，才意识到自己结婚了，其中权宜的原因和欲望的原因差不多，消极被动和积极进取的因素不相上下（他们并不真正期待过得更好，因为环顾四周就能看到，一切似乎都不怎么完美）。在有教养的人中间，近来的婚姻就像麦考利在谈到大英帝国时说的，是在漫不经心中渐入佳境的。
年轻人在两性关系中缺乏担当能力；失去体验爱的能力
青年男女拥有的是“关系“，而不是爱。爱表示某种奇妙、令人振奋和积极的东西，它牢牢植根于激情之中。关系则是灰暗的，难以名状的，它暗示一项计划，没有既定的内容，只有实验性。你若是在关系上下功夫，爱情就只能自顾自了。在关系中首先出现的是麻烦，所以得寻找共同的基础。爱情则为想象力呈现完美的幻觉，把人类交往中的自然分歧置诸脑后。
如何分担男女双方在家庭中的责任：母亲对孩子完全的照顾 vs 父母双方各一半的照顾
真正的政治或社会秩序要求心灵像高耸的哥特式教堂一样，需要自私的压力和紧张给予支撑。抽象的道德说教谴责人性中的某些基石，并要把它们去掉，在心灵崩溃时又指责结构和基石的本质。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在农业方面的失败，就是这种情况的最佳政治例证。想象的动机取代了真实的动机，当想象的动机不能产生真实的效果时，缺少动机的人就会受到责难和迫害。在家庭问题上，人们认为男人有着强烈的致富动机，所以古老的智慧试图把对家庭的关心与这种动机联系在一起——允许并鼓励男人把家庭看作自己的财产，这样他就会像本能地关心财产一样关心家人。
他们反对父亲的有缺陷的动机，要求用纯洁的动机奇迹般地取而代之，他们想用这种动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父亲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收敛对财产的追求，不再做父亲，重新变成一个单纯的男人，而不是像别人要求的那样，成为一个有天命在身的神。正如柏拉图指出的，“理想国”中令人不堪的事情，就是要求男人为了公共利益而放弃土地、金钱和妻子儿女，从前他们对公共利益的关心是由这些低层次的情感支持的。
柏拉图的教诲是，不管正义多么值得称颂，不能指望普通人中间会出现美德的奇迹。一个受到自私动机玷污的真实城邦，要比一个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并助长真正暴政的城邦好得多。
性爱
好奇，即诗歌和哲学的源泉，是性爱欲望的典型表现。性爱需要追求性爱者的勇气，并为这种勇气提供极好的理由。渴望完整性就是渴望教育，对完整性的研究就是教育。
与其他动物不同，发情不能为人提供他所需要的可以留给同类的一切。这意味着人的性欲的动物性因素是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与人的灵魂的更高境界纠结在一起，灵魂必须以其洞察力告诫欲望；这也意味着教育最微妙的内容就是使两者保持和谐。
人的心灵就像椭圆或双曲线，心灵现象分布于两个焦点之间，表现出喻义的多变和模糊。
卷二 虚无主义，美国的风格
德国思想的联系
现在有一种关于“善恶”的全新语言，它源于人们企图“超越善恶”，使我们不再有信心继续谈论善恶。
这种新语言就是所谓的价值相对主义，它改变了我们对道德和政治的看法，其影响之大，只有当年基督教取代希腊罗马异教可与之相比。新的语言一向反映新观点，新词汇或旧词汇的新含义悄无声息地逐步流行，明确表示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发生了深刻变化。
善与恶的对立是不能用谈判来解决的，它是导致战争的原因。热衷于“化解冲突”的人发现，缓解价值矛盾远比消除善恶冲突来得容易。价值观是非物质的东西，主要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死亡却是实实在在的。“价值”一词意味善恶信仰是极其主观的，这有助于人们以放松的心情寻求惬意的自我保存。
价值相对主义的两面性：
- 摆脱了羞耻和罪恶感的重负。顽固的善恶观会引起战争和性压抑等麻烦。一种对摆脱束缚、拥有一个祥和快乐世界的渴望。
- 对价值深信不疑的人是值得赞赏的
他们的强烈信仰，他们的关爱或兴趣、他们对某种事情的信念，是自主、自由和创造性的明证。这样的人与无所用心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是有准则的；更为可敬的是，这些准则不是来自传统，不是基于人人可见的现实，或是源自对物质利益斤斤计较的浅薄理性。英雄气概和艺术品格献身于自我创造的理想，它是资产者的对立面。在这里，价值服务于那些寻求新灵感和新信念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信念，至少同已被科学理性除魅、消除了神秘性和神话色彩的旧信念一样强大。这种解释似乎是在表明，为价值而死是最高尚的行为，过去的现实主义和客观主义则削弱了人们对目标的执着。自然本身无所谓善恶；是人的解释为自然规定了生命的法则。
由此看来，我们使用的价值语言把我们引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或是采取强有力的姿态和狂热的解决方案。
价值不是由理性发现的，寻求价值、发现真理或善的人生是徒劳的。
德国哲学在美国的通俗化
思想影响着历史，就像尼采所言，“最伟大的行动是思想”，“世界围绕着新价值观的发明者旋转，默默地旋转。”
政治中的理性导致不人道的官僚体制。韦伯发现，选择理性的政治而不选择非理性的信念的政治是不可能的；他相信理性和科学本身就是价值担当，像其他价值担当一样，它们没有能力肯定自身的善，从而失去了自己最有特色的东西。政治需要危险而难以控制的、半宗教式的价值定位，韦伯目睹诸神为控制人和社会而战，其结局不可预料。没有塑造和维护社会的价值，精于计算的理性到头来将对事物进行刻板、冷酷和卑鄙的支配；感情将导致私心在浅薄享乐中的放纵；政治担当有可能助长狂热，而人类是否还有足够的价值定位能力是令人生疑的。一切都飘忽不定，难以捉摸，人的劳作没有了神的支撑。
科学分析本身在消解人们赖以做出价值判断的保护性的思想界限，同时也得出了理性软弱无力的结论。
毫无疑问，相对主义价值观，如果它是真实的并为人所信奉，将会使人陷入灵魂的黑暗迷茫和及其危险的政治实验。
历史主义认为，思想同历史或文化有着本质的联系。
美国人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情绪，一种喜怒无常的情绪，一种不知所以然的焦虑。这是一种没有深渊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其最显著的表现并不是缺乏坚定的信念，而是本能或情欲方面的混乱。人们不再相信灵魂中多变而相互冲突的各种倾向有着自然的等级，用来替代自然的传统也已崩溃。灵魂变成了一个由定期变换节目的剧团使用的舞台——有时上演悲剧，有时上演喜剧；今天讲爱情，明天谈政治，最后是宗教出场；一会儿是世界大同，一会儿是牢固的忠诚；既有城市，又有乡村；既有个人主义，也有共同体；多愁善感唱罢，残酷无情登场。人们既无原则也无意愿给这一切分出三六九等。所有时代和地点，所有种族和所有文化，都可以登台亮相。
文化/价值观的相对主义；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现代性危机
两次革命和两种自然状态
探究和发现灵魂深处，为其幽深莫测的内容所吸引，长久以来一直是欧洲大陆思想的特点。朦胧的渴望和对宇宙万物难以捉摸的根基的研究，构成了19和20世纪法国、德国和（革命前的）俄国文学的普遍主题。
现代性是建构在自由和平等之上的，从而也是建构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的；主宰和征服自然的新自然科学提供了繁荣与健康，使这种政体成为可能。这是一项自觉的哲学规划，是有史以来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实行的一场最伟大的变革。
美国政治体制的构建与法国大革命；自由与平等的内涵
自由对我们来说仅仅意味着随心所欲的行动，只受社会生活最低限度的要求的限制。我们没充分理解在为自己制定法律时真正需要的东西，也没有超越仅仅满足原始冲动的纯粹消极的自由。
洛克的启蒙思想的原则：
对人类来说，自由的含义在于运用自己从专制力量和谎言——即神话——的权威中解放出来的独特才能，认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并根据这种认识安排自己的生活。借助于独立的理性，人作为人本身——不同于属于某时、某地、某国或某种宗教的人——能够把握事物的原因，能够为了自己而了解自然。自主不像今天普遍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在虚无中做出宿命的、毫无根据的决定，而是指根据现实去支配自我。必须有一个外在世界，才能使内在世界具有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
科学知识及其产生的力量，使征服自然成为可能，这种征服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关键。爱人如己的训诫对我们提出了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这种要求违反人性，在满足我们的真正需要上毫无作为。人们需要的不是情同手足的爱和信仰，不是希望和仁慈，而是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劳动。最能减轻人类苦难的人是最有生产力的人，让他这样做的最可靠办法，不是对他加以规劝，而是最慷慨地奖赏他，使他为了将来的利益牺牲眼前的享乐，或通过由此获得的权力避免痛苦。从人类福祉和安全的角度看，需要的不是实践基督或亚里士多德式美德的人，而是理性（能够计算自己的利益）和勤奋的人。他们的对立面不是堕落、邪恶或有罪的人，而是喜欢嚼舌争吵、懒惰闲散之人。
自由民主制度的关键术语，最成功和最有用的政治概念：“权利”
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人们劳动的产品、他们的财产、生命和自由。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属于他个人，不管从时间上还是神圣性上说，他都优先于政治社会；政治社会为这些权利而存在，通过保障这些权利而获得正当性——这些思想都是现代哲学的发明。
只要他同意尊重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对此他不会有天生的尊重），就会诱导别人也给予他相应的尊重。这就是权利的基石，一种牢固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新道德观。
过去的观点：人的一部分关心公益，另一部分关心私利（双重性）
洛克及其前一代思想家：人不会自然趋向于公益，老观点违背了人的天性
他们尝试让私利服务于公益，把天赋的自由置于严于律己的美德之上。私利与公益是对立的，但是开明的私利则否。这是认识启蒙意义的关键。能够对人的理性加以培养，使他看到自己的脆弱，预见到未来的匮乏。这种对未来及其危险性的理性警觉足以使欲望发挥作用。
美国人都是洛克的信徒：他们承认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并不向往子虚乌有的伊甸园），它能带来富裕；他们适度地顺从自己的天性，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节制的美德，而是因为他们的欲望是均衡的，而且他们承认这种均衡的欲望是合理的；他们尊重别人的权利，这样他们自己的权利也会得到尊重；他们遵守法律，因为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制订了这种法律。从上帝和英雄的角度看，这一切不那么令人振奋。但是对于穷人、弱者和受压迫的人——人类的大多数——来说，它却是拯救的诺言。列奥·施特劳斯一语中的，现代“是建立在低级但坚实的基础之上”。
洛克所说的人之动物性：
人天生是个孤立的动物，他只关注自我保存和舒适。
自我
每个人都知道，特殊之为特殊在于它逃脱了理性的掌握，而理性的形式是一般的或是普遍的。总而言之，自我是灵魂的现代替代品。
贯穿整个宗教和哲学传统，人始终有两种关切：对其肉体和对其灵魂的关切，表现为人的欲望和道德的对立。原则上，据说人是渴望完美的，他渴望摆脱肉体欲望的束缚。完美是幸福的，但那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世是不可能的。
不受美德思想制约的欲望的绝对性：
纯粹的美德是不可能的，对美德的热爱只是一种想象，是一种因社会（即他人）对我们的要求而形成的变态欲望。然而纯粹的欲望是可能的。
哲学思想的转折：
从努力用美德来驯化或完善欲望，转向发现人的欲望是什么，并顺应欲望生活。这主要是通过对掩盖和腐蚀欲望的美德的批判来完成的。
马基雅维利：自私具有一定的好处。
人类生活的暧昧性总是要求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善恶加以区分。重大的转变是，过去的好人通常是指关心别人的人，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只关心自己的人；而现在的好人却是指知道如何关心自己的人，与之相对的则是不知道怎样关心自己的人。
洛克和孟德斯鸠：
好政体拥有适当的制度架构，既能满足又能制约创建它的自私的人，坏政体则无法做到这一点。自私是预设的前提；对人做出的假设不是他应该是什么样，而是他事实上是什么样。
要想了解人这种无定形的东西，在卢梭看来他自己和他的独特生涯要比苏格拉底有关抽象人或具体个人的追问更重要。苏格拉底跟两个年轻人讨论什么是最佳政体，而卢梭则仰卧于木筏，漂浮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感觉自己的存在，拿着两个形象做一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别就一目了然了。
创造力
创造力和个性
艺术和科学精神
从上帝至尊到人的尊严
美国社会缺少真正的艺术家，只有标新立异的充数者（？）
文化
对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有趣反应，甚至比回归自然或怀念自然更加丰富，可以用“文化”一词加以概括。它似乎意味着某种崇高、深邃和令人尊敬的东西——一种我们顶礼膜拜的东西。它和自然一起，成为评判人及其行为的尺度，但有着更高的尊严。与“社会”、“国家”、“民族”或“文明”这些字眼不同，它几乎从未有过贬义的使用。
第一次现代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康德
文化确立了人的尊严。文化作为共同体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关系网络，置身其中的自我得到了多姿多彩而又细腻的表现。它是自我的家，也是自我的产物。
政治的消失是现代思想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政治退化为：亚政治（经济）或高于政治（文化）
有时人们指责美国没有促进人权，有时又指责美国不尊重其他民族，要把“美国生活方式”强加给它们。
既想吃掉蛋糕又想保留蛋糕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既尊重人权又尊重文化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化本身孕育了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原则，尤其是它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不存在任何高于这些原则的权威。如果真有这样的权威，它的原则所孕育出的独特生活方式就会发生动摇。
自由社会与文化之间的根本冲突：
人们之间的真正差异是以根本信仰的真正差异为基础的，这是在善恶、什么东西最崇高、上帝的信仰方面的差异。服饰、饮食的不同对深层信仰要么没有影响，要么只是它的次要表现。
文化观念的建构是为了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发现人的尊严。科学是唯物主义的，因此也是推崇简约主义和决定论的。如果人没有特殊的地位，假如他与野兽没有根本的区别，他就谈不上有何尊严。人身上肯定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它解释了人的完美性，阻止以人的野蛮性为前提的政治和经济安排使人退化到那种野蛮状态。
价值
尼采考察并总结了现代思想的种种矛盾，得出的结论是，获胜的理性主义没有能力主宰文化或灵魂，它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它带给人性的后果不堪忍受。这构成了西方的危机，因为在西方，在西方的任何地方，有史以来第一次，所有的政权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对善和恶的分界；在失去了神和信仰后如何重建意义世界
虚无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危险但必不可少而且可能有益的阶段。人在这个阶段面对他的真实处境。它能使人精神崩溃，使他陷入绝望，导致精神或肉体的自杀。但它也能激励人们重建一个意义世界。
对于源于自我的各种价值、视野和有关善恶的律条，无法说它们是对是错，也不能从人类的共同情感中推导出来，或是用理性的普遍标准判断其是否合理，但是与那些庸俗的价值理论教师所信奉的相反，它们并不是平等的。
尼采的观点：
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已被如下事实所证明：不存在原则上人人都能理解的共同体验。像真实与不真实、深刻与肤浅、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区别，取代了对与错的区别。这样一来，某个人的个人价值，就成了那些自身经验无法提供向导的人的北斗星。这些极罕见的人便是创造者，所有其他的人都需要他，并追随着他。
摩西、耶稣、荷马、佛陀对犹太、基督教、希腊、中国和日本文化的缔造
他们的卓越非凡入圣之处，不在于他们的思想是真理，而在于它产生文化的能力。如果一种价值只是保护和强化生命，那么它就仅仅是价值。
如果有一个真理可以逃脱流变，那么原则上就没有理由说，为什么其他许多真理就无法逃脱它；因此，流变、发展、变化、历史或你所拥有的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是基本的现象，而是存在本身，是科学和哲学的不朽原则。
尼采在哲学上的新起点始于下面的观察：共有的神圣感是识别文化最可靠的方式，是理解文化及其各种表现的关键。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一个民族顶礼膜拜的对象，告诉了我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颓废派、悲观主义者和早期虚无主义者
与之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充满生机
艺术家是最有意思的现象，他代表着创造力，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他的无意识中充满了怪异的想法和梦，为意识提供各种图像，意识把它们作为既定之物，作为“世界”，并把它们合理化。合理性不过为没有理由或不合理的行为提供完美的理由。
左翼的尼采化或尼采的左翼化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沉寂（？）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建构的一套虚假的思想体系，旨在掩盖它的自私动机，使它的统治在被统治者看来具有正当性。
德国是列强中唯一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部分是为了在德国掀起一场更宏大、更美好的革命，这是德国哲学完美的自然结局，如同法国哲学在法国革命中达到顶峰一样。当然，革命势必导致流血，这证明了人们爱自由胜过爱生命。
我们的无知
康德认为，因为人具有道德选择的能力，他才享有平等的尊严。社会的职责就是为这样的选择提供条件，并给予那些完成选择的人以尊重。借助于价值相对主义这个媒介，我们可以把公式简化为：人人享有平等的尊严。我们的事业就是平等分配尊重。
我们对减少冲突的渴望解释了“辩证法”一词广为流行的原因，按我们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它以对立始，以综合终，所以一切魅力和诱惑都统一于和谐之中。哲学和伦理学中最困难和最基本的原理是，“你不能既吃蛋糕又保留蛋糕”，但辩证法战胜了这个法则。
“我们应该回归崇高吗？”
“生活方式”为生活的任何方式提供了正当理由，就像“价值”为一切意见正名一样。
我们就像个无知的牧羊人，他住在文明一度繁盛的地方，摆弄着地表的残砖断瓦，却全然不知它们曾是恢弘建筑的一部分。
作者认为卢梭、康德和尼采是最高层次的思想家。
卷三 大学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
在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里，大学是政体的庙堂，它致力于运用最纯粹的理性，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敬畏，自由而平等的人类联合体当之无愧的敬畏。
作者自身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感激那段经历带来的成长
我从未想过大学只是从属于社会的一个部门。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从属于大学的一个部门，我祈求这样一个社会，它能宽容并供养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玩耍反过来又能造福于社会。
托克维尔论民主体制下的精神生活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谁也不愿意自己的视野囿于环境，不管他在别人身上看出这一点是多么容易。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最大危险是沦为舆论的奴仆。民主的要求是人人为自己做决定。运用自己的天赋才能为自己决定何为真假善恶，这就是美国人的哲学态度。在其他政体中，传统决定着人们的判断，而民主则摆脱了传统的束缚。
某种形式的权威对大多数人来说经常是必不可少的，对所有的人来说至少在某些时候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赖，大多数人的共同信念几乎总是决定着人们的判断。这正是传统一贯的价值所在。只要不为其不民主、反理性的神秘性所迷惑，传统的确能为单纯的流行因素提供制衡和纠偏的作用，它包含着古老智慧的遗存（虽然也有很多非智慧的东西）。一个人的灵魂中如果活跃着传统，他就有力量对抗转瞬即逝的东西，而只有智者才能单纯依靠自己去获得这种力量。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
总而言之，理性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央。在民主体制中，人人都认为作为个体的自己与所有其他人是平等的，但这也使他难以抗拒平等人的集合体。如果所有的意见都是平等的，那么按照政治学的心理类比，多数人的意见就应占据统治地位。人人都应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这话虽然好听，但是社会和政治生活要求共识，所以迁就众人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多数人的意见必然占上风，除非有强大的理由去反对它。这就是多数暴政的真正危险的形式，它不是积极迫害少数人的暴政，而是打垮内心抵抗意志的暴政，因为人们缺少不服从原则的合格依据，也没有自己更正确的感觉。多数就是一切。多数的决定就是终审裁决。令人害怕的不是它的权力，而是它貌似正义。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虽然大谈个人权利，但他们的思想极为单调，少有鲜明的独立见解。即便那些看起来像是自由思想者的人，真正注意的也只是选民，并期望某一天成为多数派的一员。他们像盲从者一样是舆论的产物——是在盲从者的剧院里主张不盲从的演员，这些盲从者为某种形式的不盲从——把已经成为主流的意见加以激进化的不盲从行为——欢呼叫好。
在民主政体中，虽然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观点，但根本上往往不存在太大的分歧。
在理性的政体中不存在以原则或正义信念为基础的、传统意义上的阶级，这使张扬的理性处境艰难。人们对最根本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看法一致，因此对它们的怀疑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贵族政体中还有平民党，在民主政体中却不存在贵族党。这意味着，反对主流原则得不到保护和尊重。过去还有代表教会利益、反对君主利益和贵族利益的政党。它们也为不同意见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我们的政治辩论热火朝天，这往往使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即较之过去那些使人们为之战斗的分歧，我们的原则分歧是非常小的。在我们的历史上，确实涉及根本原则分歧的唯一争执是有关奴隶制的论战。然而即使是奴隶制的拥护者，也不敢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宣称有些人天生要为他人服务；他们只能否认黑人具有人性。
大学的意义在于为对现有制度的挑战和怀疑提供土壤，带来对人类可能性的理解。
为了理解这种可能性的范围，克服现有政体阻碍正确评价其他重要政体形式的趋势，大学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大学是一个让探索和哲学开放精神自行其是的地方。它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性运用，它提供一种气氛，使统治者意志的道德优势和自然优势不至于吓跑哲学上的怀疑。而且，它维护着滋养这种怀疑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丰富宝藏。
精神自由不仅需要、或者说不是特别需要不受法律的限制，它更需要不同思想的并存。最成功的暴政不是用武力确保一统天下，而是使人们意识不到还有其他可能性，把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当作不可思议的事情，使人们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给人以自由的不是感觉或担当，而是思想，是理性的思想。感觉主要是由习俗形成和塑造的。真正的分歧来自思想和根本原则的分歧。民主中的许多因素导致对这种分歧意识的攻击。
首先，对所有政体来说，都存在着可以称之为官方历史的东西，它使过去看起来有缺陷，或把过去只作为迈向现有政体的一个步骤。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对罗马和罗马帝国的解释。罗马并没有被遗忘，但它只是通过获胜的基督教才被记住的，因此它不会对后者构成挑战。
其次，对掌权者趋炎附势是每一种政体都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在民主政体中，与专制政体不同，它有得到公认的正当性原则，这摧毁了人们内在的反抗意志，而且，如我所言，在民主政体中，除了人民之外不存在一种人可以依靠的合法力量。在现代民主中，对人民的权力、对大众品味支配生活舞台的事实表示反感的现象是很罕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魅力之一就在于，它在解释人民的不公正或庸俗时，把这归咎于那些操纵人民的堕落的精英分子，以此为人民辩白。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既能批判现在，又能不让自己脱离现在和未来。几乎无人愿意正视这样一种可能性：“资产者的庸俗”其实是人民的天性，它一直就存在，而且无处不在。对人民阿谀奉承、无力抵制舆论是民主的恶习，尤其多见于作家、艺术家、记者等等依靠受众过日子的人。敌视和过分轻蔑人民是贵族政治的恶习，但这对我们几乎不构成问题。贵族政体最痛恨和害怕的是煽动家，而纯粹的民主政体最痛恨和害怕的是“精英”，因为他们不公正，就是说，他们不接受民主政体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公正原则。所以说，每一种政体都贬低那些最有可能认清和纠正其政治和思想嗜好的人，赞美那些鼓励这些嗜好的人。不过我要再说一遍，由于民主政体中不存在非民主的阶级，所以这种趋势更严重。每一种政体中都有人民；而其他阶级的存在并非必然。
第三，民主只关注实用之物，只关注大众眼中最紧迫问题的解决，这就使与现实拉开距离的理论不仅显得毫无意义，而且不道德。面对贫困、疾病和战争，谁有权利在伊壁鸠鲁的花园里优哉游哉，问一些早就有答案的问题，在需要承担责任时却袖手旁观？“只讲事物本身”与现代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在精神问题上尤其如此。一到关键时刻，从事思考的民主人总是陷入良心危机，不得不想办法用功利标准解释他们的思想努力，不然就倾向于放弃或扭曲这种努力。在平等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人自视甚高，也没有人养成特殊的正义感或蔑视单纯的必需之事，结果使这种倾向更加严重。亚里士多德的灵魂高尚之人热爱美丽无用之物，他们不是民主类型的人。这样的人既热爱荣誉又鄙视荣誉，因为他知道自己应当得到更好的东西，而虚荣的民主人则囿于它所追求和获得的荣誉。热爱美丽无用之物的人远不是哲学家——至少像热爱实用之物的、更加理性的人一样——但是他有自己的优点，他鄙视的许多事情与哲学家相同，他为了装点自己，可能赞美哲学家的无用。与那些热爱实用之物的人相比，不寻常的伟业对他来说是更加自然，他相信并尊崇被功利主义心理学否认的动机。他能把多数人为之奋斗的目标——金钱和地位——视为稀松平常之物。他是自由的，必须寻求另一类成就，除非他献身于帮助别人得到他已经拥有的一切，因为从民主的观点看这是他应该做的。他即刻就能理解，求知本身就是成就，而不是达到其他成就所必需的任务。理解与手段相对立的终极目标，与追求幸福相对立的幸福，需要贵族气质。所有这一切都有益于精神生活，却不是民主的特点。
对民主可能存在的危险进行论述，非常精彩。观点大致归纳为：
- 民主体制将过去的历史视为缺陷的，需要被民主体制克服并取代的，从而抹去其合法性
- 人民的不公正或庸俗，对人民阿谀奉承，无力抵制舆论
- 民主之关注实用之物，为形而上的思考者带来道德负担
如何对待理性：
因此，仅仅宣布理性统治，并不能创造理性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而且在清除它的障碍时也摧毁了它的某些支撑。理性只是灵魂机制的一部分，为了正常发挥功能它需要其他部分的制衡。麻烦在于到底激情是理性的仆从，还是理性是激情的婢女。
更古老、更传统的秩序虽不鼓励理性的自由运用，但它包含着某些因素，使人想起对理性的更高贵的哲学解释，这有助于使其免于堕落。这些因素与这种秩序下普遍存在的虔诚有关。它表达着对更高思想境界的敬畏，对沉思生活——可以理解为对上帝和献身精神的沉思——的尊重，对阻止人们专注于紧迫或眼前之事的永生的执著。这就是哲学的庄严形象——必须强调的是，它是对原始状态的扭曲，是其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它维护着宇宙的秩序和作为哲学之发端的灵魂的秩序。托克维尔在对帕斯卡的生动阐释中，对此作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描述，他显然认为帕斯卡是最完美的人。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体制中，这种类型的人——理论型的人——的生存可能是最受威胁的，要使人性不致丧失殆尽，必须给予强有力的保护。现代民主下的理论思考，大多可以被解释为是平等主义对以帕斯卡为代表的更高境界的人的怨恨，毁坏他的荣誉，扭曲他的形象，抹杀他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把他的动机贬低为人人都有的动机，历史主义否认他与永恒同在，价值理论使他的理性思考失去意义。即使他真出现了，我们也会对他的卓越视而不见，我们会对他引起的不愉快避之唯恐不及。
大学的存在：防止民主特有的盲目，保护精神自由
成功的大学证明了一个社会能够致力于所有人的幸福，又不阻碍人的潜能或把人的精神禁锢在政体的目标之内。民主最大的精神弱点是缺乏理论生活的兴趣或才能。
大学的任务：把永恒的问题放在第一位
卢梭注意到，很多在一个世纪以前会成为宗教狂的人，在他那个时代却成了自由派。他断定他们并不是真正理性的人，而是盲从者。变为偏见的理性是最恶劣的偏见，因为理性是摆脱偏见的唯一工具。在理性时代，大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成为真正开放精神的典范，以保护理性免受理性自身的伤害。
作为一项制度的大学，必须补充民主社会中个人缺乏的东西，必须鼓励其成员参与它的精神生活。作为政体自身的最高层次的智能与原则的储备库，它必须强烈地意识到它在平等个体制度之外的重要性。它必须蔑视舆论，因为它本身包含着独立自主的源泉——遵循自然，探寻和发现真理。它必须专注于哲学、神学、文学经典，专注于像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有着最广阔的科学视野，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与事物整体秩序之间的关系。这肯定有助于保存在民主社会中极易被忽略的东西。它们并不是教条主义，恰恰相反：它们是反对教条主义所必需的。大学必须抵制诱惑，不要试图事事都为了社会。大学是许多利益中独一无二的利益，它必须时时盯着这种利益，以避免与希望它更实用、更现实、更随俗的要求妥协。
大学的任务可以用托克维尔指出的民主思想发展的两种趋势加以说明：
一、抽象化
霍布斯对各种美德的功利性描述在心理学中大获全胜，应当把它与亚里士多德的描述加以对照，因为后者保留着美德不受约束的高贵品质。霍布斯在提出自己的学说时思考过亚里士多德，我们却从来没有这样做。为了恢复真正的辩论，从而恢复人的现象，必须同时阅读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以了解他们各自从人身上看到了什么。这样你才拥有了深入思考的原料。对于生活在被抽象概念改变了的世界、自己也被抽象概念改变了的现代人来说，重新体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那些思想家的帮助去思考这些他们所没有的抽象观念，他们可以引导我们获得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难以拥有或不可能拥有的体验。
二、宿命论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社会科学中有这样一种趋势，即人们更倾向于对事件的宿命论解释，而不是把它们看作人们思考和选择的结果。托克维尔把这种倾向解释为个人在平等社会中无能为力的结果。奇怪的是，在民主这种最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反而更愿意接受那些说他们受天命左右，即他们不自由的学说。似乎没有人自己能够或有权利控制事态，它似乎都是由非人的力量推动着。而在贵族政体中，天生居于高位的人则对他们可以发号施令的事情的控制力估计过高，他们对自己的自由十分自信，憎恨一切有可能左右他们的东西。对于事态的起因，无论贵族还是民主的感觉都不正确。在人们认为自己软弱的民主政体中，他们太易于接受自己就是软弱的理论，这种理论让人相信不可能采取控制措施，使他们变得更加软弱。应对之策仍是古典，仍是英雄人物——荷马、普鲁塔克。乍一看，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天真得无可救药，然而正是我们世故的幼稚使我们这样想。丘吉尔从他的祖先马尔伯勒那里汲取灵感，没有这个典范人物的鼓舞，就难以想象他会对自己的行为那么自信。马尔伯勒认为莎士比亚在他的教育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莎士比亚则从普鲁塔克那里学到不少治国方略。这就是现代英雄的知识谱系。精神领域的民主革命清除了这种古老的思想传承，用决策理论取而代之，它既没有治国方略，更没有英雄。
总之，大学的活动有一条简单的规则：它不必致力于向学生提供在民主社会中可以得到的经验。他们无论如何总会得到这样的经验。它必须向学生提供他们在民主社会中得不到的经验。托克维尔并不相信古代作家十全十美，但他相信他们能让我们明白自身的不完美，这对我们才是至关重要的。
思想与文明社会的关系
现在的大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这项计划是一个阴谋，达朗贝尔在启蒙运动的重要文献——《百科全书》的前言中如是说。它只能是一个阴谋，因为要想让理性的统治者上台，必须罢黜许多传统的统治者，尤其是那些从神启中得到权威的统治者。教士是启蒙运动唯一的对头，因为他们拒不承认理性的要求，把政治和道德建立在神圣的经文和神权基础之上。
思想自由的权利是一种政治权利，它要想生存，就必须有一个承认这种权利的政治秩序。
启蒙运动是一项勇敢的事业。它的目标是完全遵照哲学与科学的指导重建政治和精神生活。没有哪个征服者、先知和开国者的视野比它更宽广，也没有人取得过比它更惊人的成功。实际上，没有哪种现代政治制度不在一定程度上是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最好的现代政体，即自由民主政体，则完全是它的产物。因启蒙运动而得到普及的科学，受到普天之下所有人和所有政权的信赖和承认。
启蒙运动与科学精神的胜利
只有自由民主政体同意把理性放在第一位，尽管人们并不认为它的公民既单纯又一贯讲究理性。它保证大学享有特殊地位，这使它不必拘泥于文明社会中的思考和言论所受到的一般道德和政治限制。大学并不是符合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思想自由的受益者。恰恰相反，在对现代社会的最初设计中，人们相信普遍的思想自由值得向往，是为了给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提供支持，严格来说只有他们才配得上“思想”二字。最初，首要的自由就是思想自由，这既是因为理性乃人类最出色的能力，也因为它是美好社会最需要的东西。若想拥有一种新型社会，为人类形成一种新的安排，就必须让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培根、洛克和牛顿能够自由思考和宣传他们的学问。
对苏格拉底的反思；智者的本质；无知者无法识别智者；哲学家如何拥有影响世界的能力
哲学体验
泰勒斯发现日食的原因：
这意味着他已经了解到，天体运行是有规律的，与数学推理是一致的。他能够从可见的结果中推导出看不见的原因，并推测出可以认知的作为整体的自然秩序。他在那一刻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自然法则是一致的，他就是一个微观的宇宙。
这个时刻包含着许多成分：问题解决后的满足；施展个人才能的欢愉；因洞察和把握一切而产生的、超过任何征服者的充分自豪；无需任何权威、完全来自自身的确信；在实现个人的最高追求时不靠他人、不靠舆论、不靠因出身或选举而获得权力这种偶然事件、不依赖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自我满足；没有混杂着幻觉或愿望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但是对于泰勒斯来说，大概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他明白了对日食和月蚀的诗意的或神秘的解释是虚假的。它们不是像科学出现之前人们相信的那样，是神发出的信号。日食和月蚀超越了诸神的力量，它们属于自然。所以人无须畏惧神明。理论体验是解放的体验，它不仅带有否定性——让思想家摆脱对神的恐惧，而且带有积极性，即它同时也发现了最佳的生活方式。迈蒙尼德对哲学运用理性的体验做了如下描述：“那是打开禁锢之门使人进入其中的钥匙。一旦门被打开，进入了这些地方，灵魂将在那儿得以安息，眼中将充满喜悦，身体将摆脱繁重的劳役。”过去灵魂中被禁锢的因素将会尽情嬉戏。摆脱神话及其把虔敬视为最美好事物的断言，使人得以认识到认知才是最美好的，它是从事其他一切事情的目的，是能够不自相矛盾地加以肯定的唯一的最终目的。重要的理论体验必然导向世间万物的第一原理，并包含着对善的认识。人之为人，无论其民族、出身和财富，都能获得这种体验。这是人类在精神上能够共同拥有的唯一东西：来自于人本身因而对所有人都一样的科学论证。当我思考毕达哥拉斯定理时，我知道自己那一刻心里想的事情跟别人完全一样。而所有其他可以设想的共同经验，再怎么说也有暧昧性。
对科学的一些看法我并不认可。
所有这些英雄都关怀人、赞美人（民众），并因自己的付出而得到了崇敬和荣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文明社会虚构的人物，服务于这个社会的目标。这并不是说他们无所作为、徒有虚名。但是对他们行为之善的衡量尺度，唉，却是功利，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政治家的美德应当以它们本身为美；但实际上他能否成功地保护人民才是衡量的尺度。这些美德是保护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美好生活从属并服务于最普通的生活。如果理论生活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那么，至少按照最真实的表述，它就不能服务于城邦，或者不能严肃地把它理解为这样。因此，它有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公共关系问题。
哲学在城邦面前是软弱的。
哲学家完全明白，他得依靠城邦，当他仰望上苍时，他就失去了地上的立足之地，这迫使他关注政治，发展哲学的政治学，发展跟其他党派——民主的、寡头的、贵族的和君主的党派，这是一些一直存在的党派——并存的党派。他创立了真理党。古代政治哲学几乎完全是为哲学服务，为的是使这个世界对哲学更安全。
因此，哲学家是在从事一种高雅的骗术。不管梭罗会怎么想，不存在与世隔绝的文明社会。但是哲学家无法避免引人注目。他们与众不同。因此哲学家与绅士结成联盟，使自己有益于绅士，从来不向他们过多地表现自己，而是通过改善他们的教育，加强他们的绅士风度和开放精神。为什么这些绅士比平民更开放？因为他们有钱，所以有闲暇去欣赏美丽无用之物，还因为他们鄙视基本需求。尼采有很好的理由说，古代的绅士鄙视吃饭和性交，因为这是他们的动物本性强加给他们的行为，他们为享有自由而自豪。虽然他们往往让人敬畏，他们也可以不让人敬畏，他们确实不像许多人那样倾向于宗教狂热，因为他们不太受恐惧的摆布。
总之，古代哲人是支持贵族政治的人，但这不是出于思想史专家习惯强加给他们的原因。他们是贵族一词更加崇高意义上的贵族，因为他们认为理性应该统治，而只有哲学家完全献身于理性。但是哲学家从未真正统治，所以这不过是个理论观点。他们也是贵族一词庸俗意义上的贵族，赞成让拥有传统财富的人掌权，因为这些人就算不能理解哲学，也更有可能领会哲学本身作为一种目的的高贵性。简言之，他们有钱接受教育，有闲暇严肃地看待教育。只有技术能让全面的教育成为可能，从而为建立一种不同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开辟前景，但它也伴随着各种问题。
启蒙运动的转型
权力与智慧的二元：
《理想国》的公式——若想让罪恶在城邦中永远消失，权力和智慧必须恰好一致，是对启蒙运动意义的完美表达。权力与智慧之间必不可少的统一，对古人而言是一种巧合，即依赖于全然不受哲学家控制的机缘。知识本身不是权力，它本身虽然不易受到权力的伤害，但寻求知识并拥有知识的人却显然极易受到伤害。因此，哲人在其政治行为中的伟大美德就是中庸。他们完全依靠权势人物的偏见，不得不极为慎重地对待他们。他们恪守超然于舆论的严格纪律。虽然他们难免要试图影响政治生活，使其对他们有利，但他们从未严肃地自认为是国家的奠基人或立法者。在古人看来，没有智慧的权力和没有权力的智慧的结合，总是以权力的加强和智慧的妥协而告终。苏格拉底说，跟权力调情的人将被迫与其同床。
现代性主要就是由这些哲学家造成的，我们的自我意识取决于对他们想做和已经做过的一切的理解，因此也取决于理解我们的处境为何迥然不同于别人的处境。无论启蒙运动的哲学教诲与当代人的历史智慧多么不同，它就像一条贯穿于现代史所有事件中的主线。现代政体是由理性孕育的，并且依赖全体成员的理性意识。这些政体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自然科学的理性，而且对自然科学进步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政策。无论称之为自由民主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是保护人权的政体还是贪婪的政体，无论技术被用于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每个人都知道，这些词汇描绘的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核心问题。很显然，它们是对事物本质有深刻洞察的一小部分人的思想结晶，他们共同合作的事业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这种思想洞察并阐释生活的所有细节。这是一些甩不掉的人——但可以对他们提出质疑。
斯威夫特的质疑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质疑早期现代哲学
格列佛认识到理论科学对政治的关心，怀疑它能否理解现实的政治实践。他还认为科学家有一种操纵政治的特殊权利意识。勒皮他人的政治权力依赖于新科学。这个飞岛是建立在吉伯和牛顿创立的物理原理上。应用科学可以开辟通向政治权力的新道路。飞岛使国王和显贵用不着担心人民谋反——事实上，他们用不着和人民发生任何联系——同时又可以利用人民，征收贡赋，这是维持统治者的地位和悠闲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他们能够摧毁陆地上的城市。他们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而他们的责任等于零。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因此，他们甚至不必因为恐惧而被迫培养出真正的政治智慧。他们不需要美德。一切都顺理成章，所以不存在他们的无能、冷酷或罪恶让他们遭殃的危险。飞岛使他们的畸形发展到了怪诞的地步。科学在解放人的同时破坏了使人成为人的自然环境。因此，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暴政不是建立在无知上，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斯威夫特反对启蒙运动，是因为它助长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超常发展，所以他重返被阿里斯托芬斥为缺乏自我意识和不能理解人类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启蒙运动拒绝社会与哲学、诗与科学之间苏格拉底式的温和妥协，这种妥协曾经长久统治着求知的生活，并使政治科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但是，这种科学不同于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它希望统治，并且能够统治。这种新科学确实产生了足够的统治力量，但为此不得不丢掉人的视野。换言之，斯威夫特否认现代科学实际建立起了人的科学或政治科学；恰恰相反，它毁掉了它。这样的政治科学首先必须把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有血有肉的几何图形来理解。其次，它必须保证科学或科学家的利益与健全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和谐一致。
私利——现代的伟大动力原则——不再要求关心其他思想家，而现在看来完全属于自然哲学家的科学或理性，也不再为政治或道德思想家提供任何保障。简言之，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以民主的名义结成的共同阵线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科学的危险性：科学不关心政治，不能控制自身的力量用于好的方面
苏联凭借科学的力量实行暴政，自然科学家与暴君在同一阵线上
新体制保护科学；它不让科学家去控制科学成果的运用，或即便他们确实有能力控制这些成果的使用，也不给他们提供了解如何运用这些成果的手段。如果自然科学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发生摩擦，那么从长远看自然科学能够胜过党，但它不能控制党的政治行动。未来的暴君不太可能效仿希特勒的疯狂教条，他因为这种教条而把犹太科学家拱手送给敌人，这使他注定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使潜在的希特勒们变温和了——但也仅限于此。一般而言，它增强了人的力量，却没有增强人的美德，因此它既增强了人行善的力量，也增强了人作恶的力量。
科学与政治的联系与带来的危险
整体画面是，科学卷入政治导致了巨大的危险。有些人断言，为了对付这种危险，我们必须重建政治学。斯威夫特告诉我们，启蒙运动的创立者已经重建了政治学，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于是后来的自然科学闭口不谈人类事务、科学在生活中的运用或科学家。当诗人撰文评论诗人时，他是作为诗人这样做的；当科学家谈论科学家时，他却不是作为科学家这样做。即使他这样做，他也不用他在自己的科学活动中采用的工具，他的结论不会表现出他在自己的科学中运用的任何论证特点。科学已经与科学的自我意识决裂，而后者曾是古代科学的核心。自我意识的丧失与诗遭到放逐有着一定的联系。
卢梭的激进化与德国大学
恰恰是在启蒙运动获胜之际和作为社会王冠的学术机构建立之际，卢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作为一个被颠倒的苏格拉底，他再次断定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永久的紧张，他认为科学进步腐蚀道德，从而也腐蚀社会，所以他站在社会一边。美德，“质朴灵魂的科学”，才是最需要的，科学则损害美德。科学倡导与其他人和文明社会保持一种松散自私的关系，它使美德原则受到怀疑，它为了自身的繁荣而要求一个奢靡散漫的社会。
卢梭：怀疑科学是否能产生幸福
思想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只有服务于生命的知识是好的，生命首先是由黑暗中的行动和必然的冲动构成的。知识是后来的，它照亮由行为创造的世界。正如歌德描绘的，瓦格纳看起来轻薄而软弱。与浮士德的原始冲动相比，他对知识的悠闲的爱是肤浅的。虽然行动的人生和沉思的人生之间的对立像哲学一样古老（如果不是更古老的话），但在歌德描述的这个关键时刻，行动的因素第一次被理论本身接管了，从而宣告了这种古老对立的结束。理论生活是无根基的，因为最重要的不是可认知的秩序，而是向着创造性开放的浑沌。在什么都看不到的地方不可能进行沉思。歌德充分考虑到了求知者和诗人的现代处境，在不屈从于增进生命的目标的学问后面打了个问号。
卢梭对古代希腊精神的态度：
卢梭热情呼唤现代人回望古代的城邦，因为它是完整的，是一个真实的共同体，是渴望重新呼吸到希腊新鲜空气的浪漫派的源泉。它的强健的道德和美学是卢梭令人信服地传达的内容。从罗伯斯庇尔到欧文和托尔斯泰，直到以色列的集体农庄，他为建立公社制度的各种努力提供着动力，这种动力依然存活在现代思潮中。
席勒对质朴的诗与伤感的诗的区分，是后来流行起来的这种分类的典范。荷马的魅力在于他没有看见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在于他对地狱一无所知。他依然在神奇的大地上行走，他的诗中缺乏我们被迫进行的沉思，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弃我们而去。他不知道诸神和文化的死亡，就像孩子不知道人会死亡一样。他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青春期。我们若想做到完美和幸福，就必须恢复人类曾经拥有的与事物的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在这样做时，必然伴有对事物脆弱性的认识。艺术家有着更大的责任感，这是荷马所不知道的，因为他不仅模仿自然，而且创造自然。一个成功的现代艺术家要比荷马更深刻，有更充分的自我意识。
质朴的荷马所属的文化，与感伤的席勒的文化迥然不同，只有根据他的文化背景才能理解他。质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历史意识”，相信伟人就是个体，要把他作为单独的个体来理解，而且所有时代的理解都一样。普鲁塔克相信自己描述的纯粹的伟人形象，其实他的主人公不过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是与他们不可分离的文化的高级体现。这种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现代优势或洞察力。
学者是客观的推理者，诗人是主观的创造者。
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
所以，希特勒上台之后，海德格尔作为弗莱堡大学的新任校长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说，敦促人们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这决不是偶然的。他的论证不无精妙之处，并且有一种独特的讽喻意味，但总的来说，海德格尔是在鼓励人们做出“决断”，全心全意地把精神生活奉献给新出现的、体现为群众运动的关于存在的启示。他这样做并不是他政治上无知的结果，而是他批判理性主义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我把这一章命名为“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的原因。大学的精神始于苏格拉底，他与雅典人民保持距离，以示轻蔑和孤傲，他拒绝接受他们的命令，拒绝停止发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神？”，因此怀疑有关这些问题的普遍看法，在他的严肃游戏（在《理想国》一书）中，他不尊重人民的“文化”，试图把哲学家的统治强加给不情愿的他们。当海德格尔加入了德国人民——尤其是人民中最年轻的部分，他说他们已经不可逆转地都献身于未来——并使哲学服务于德国文化时，大学可能已经接近死亡了。我认为海德格尔的教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思想力量，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有目共睹的的德国大学的危机就是所有大学的危机。
大学的教育问题：对大学的天职缺乏深刻信念的结果
思想是大学的一切。
20世纪30年代德国大学所发生的问题
问题的本质不是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或经济的，而是哲学的。对于希望了解真相的人来说，反思苏格拉底是最为紧迫的任务。确切地说，这是一项大学的任务。
六十年代
教授们，我们的最优秀传统和最高级知识的代言人，正在讨好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公开忏悔自己的罪孽，为不能理解最重要的道德问题而道歉，这是他们从民众那儿学会的恰当反应；他们表示愿意改变大学的目标和讲课内容。看到这番景象，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不断闪现出那句已被用滥了的马克思的名言：历史总是不断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大学一样，正在经历着理性探索结构瓦解的过程，它们失去了对大学崇高使命的信念，屈从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学生群氓。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如出一辙——价值担当。大学放弃了研究或讲解价值的权利——对它所讲解的价值的自觉意识发生了动摇，把价值观的决定权交给了民众、时代精神（Zeitgeist）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无论是纽伦堡还是伍德斯托克，奉行的原则是一样的。就像1933年的德国有人说黑格尔已经死了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启蒙精神也奄奄一息了。
当然，凡是以沉思为业，享有名望并待遇优厚，但又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沉思的人都会发现，无论就其自身来说，还是就社会来说，自己都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对于一个没有其他利益值得去捍卫的人来说，促进平等，根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精英主义（这些都是我们民主社会的特殊罪恶）以及战争等迫切问题是高于一切的。德国的政治具有右倾倾向，美国的政治具有左倾倾向，这个事实不应该误导我们。这两个国家的大学都屈从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认为，那些运动拥有的道德真理优于大学所能提供的任何真理。担当被认为比科学更深刻，激情比理性、历史比自然、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深刻。
大学和教授们失去了立场；不能与公众保持必要的距离；民粹主义；群众运动和舆论的压力
历史总是不断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马克思
孩子观察大人的性格往往比大人观察孩子的性格更准确，因为孩子们要依赖成年人，他们十分有兴趣发现大人的弱点。
康奈尔大学对黑人学生和学生团体的妥协
麦卡锡主义
20世纪六十年代：流行文化；教义问答和通俗小册子泛滥；黑人、女权、越南等政治运动；缺乏有长远意义的著作
20世纪50年代：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大学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当然，这得考虑到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不协调。甚至一些对“运动”举足轻重的人物，如马尔库塞、阿伦特和米尔斯，也是在1960年之前就已写出了他们的严肃著作。从1933年起，欧洲许多最伟大的学者、科学家以及思想深度超乎美国同行想象的聪明知识分子的到来使美国的大学受益匪浅。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德国大学传统的继承人，正如我前面所言，是得到公众支持和赞同的理论生活的最伟大的代表。他们都受过以康德和歌德作为灵感来源的通识教育广阔视野的熏陶，他们的思想和才华具有世界史的意义，他们在新的民主秩序中毫不妥协地盯住道德和艺术的完美境界。他们引领我们进入一种活的传统，使它渗透到整个社会的趣味和标准之中。接受这一传统的人，能感受到从传统形成之初积累起来的广博的学问，以及闪烁着灵感的先进思想。无论好坏，德国的思想自有其境界，而且现在依然如此，无论这种思想属于马克思、弗洛伊德、韦伯还是海德格尔。在德国大学的哲学教席上，真正的才华与世人的敬重之间有着令人称奇的一致性。黑格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是他们那个时代令人敬仰的人物，他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那些教席。对这一点的清醒认识，在许多情况下不仅仅是这种认识，是这些来到美国避难的人带来的，相对而言，美国不过是个乡巴佬和消费者。美国人从前到处寻找的人，如今都跑到这里来了。从很多方面说，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幸事，但美国拥有众多最优秀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古典学者和哲学教师，这意味着我们能在这里学到必须学习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管我们这里有多少缺陷，不必远渡重洋去旧世界，我们对学问的渴求就可得到很好的满足。简言之，大坝决堤前，美国的大学已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当代欧洲大学。避难者的学生逐渐接替了他们老师的位置。
50年代对麦卡锡主义的支持和反对：大学保留与舆论作对的特殊地位
正如康德所说，善意是一个很朴素的概念，连小孩子都能理解，但道德的完成却是一种需要终生履行它所规定的简单职责的活动。这样的道德总是需要人们做出牺牲。有时它会带来危险和对抗，但它们并不是道德的本质，况且也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道德为了实现自身，必须只为它自身、而不是为了它之外的结果而存在。它要求人们抵制那种因道德而沾沾自喜，为之喝彩的诱惑。
对于那些受新的道德体验摆布的人，可以用义愤或狂怒来描述他们鲜活的情感。义愤可以是一种最高尚的情感，它是战斗和纠错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在灵魂的所有体验中，它对理性是最有害的，因而也是对大学最有害的。为了保持愤怒，需要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学生们对教授派头的阿伽门农们的愤怒是否真是阿基里斯式的，是大可怀疑的。但是，没有人怀疑那是他们的战斗旗帜，是他们的归属证明。
最后还要指出学生动机的另一方面，它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除了想随心所欲地生活之外，一种隐秘的精英主义也在他们中间起着作用。不管何时何地，民主的持久特征是趋向于从根本上否认优越，尤其是与统治有关的优越，从而压制一切优越主张，无论是后天的还是先天的。柏拉图对话中有很多这样的青年，他们热切地渴望政治荣誉，相信自己具有统治才能。柏拉图承认自己一度也是这样一个青年。在他们居住的城邦里，他们特殊的统治权利遭到否定，他们发现很难获得官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使自己符合民众的要求。他们因为特殊义愤而焦灼不安，那是一个人对自己所犯错误而保留的义愤；他们认为自己的潜能在民主的雅典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在城邦中组织了一个颠覆性的小团体，对城邦政体的维持不怀好意。苏格拉底的同伴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人，驯服自己的统治本能是他教诲他们的重要内容。但他首先是接受、至少部分接受他们的愿望的正当性，他否认多数拥有统治少数的纯粹权利。对他们的抱怨，他给予知识上的安抚。更重要的是，他认真对待他们灵魂中使他们野心勃勃的因素。渴望成为天下第一和赢得伟大声誉都是人的天性，如果加以适当的训练，它会成为心灵中的巨大力量。民主本身敌视这种精神，阻碍着它的实现。这是所有古代民主的问题所在。
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对建国精神的抛弃；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精英主义的部分合理性
客观地说，我并不确定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完整。
学生与大学
通识教育
对于一个初次离家，踏上通识教育征程的少年来说，今天的一流院校会给他怎样的印象？他有四年的自由时光去发现自己——他处于一个过渡的空间，前有被他抛在身后的知识荒漠，后有学士学位之后等着他的不可避免的可怕的专业训练。在这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他所熟悉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大世界，他要体验它带来的兴奋，从中汲取足够的营养，为他注定要穿越知识荒漠的旅程做好储备。换句话说，只要他希望拥有更高尚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做。假如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当他能够成为自己所希望的人，当他有机会审视各种选择，不仅仅是时下存在的或职业提供的东西，还有作为名副其实的人所能得到的东西，这就会是一段迷人的岁月。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一段岁月的重要性再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他接触文明的唯一机会。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穿越知识荒漠的旅程
上大学的目的：自由发展？提供学习氛围？
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对阅读典籍的教育方式不感兴趣。
大学的分裂
康奈尔大学枪击事件
亨利·亚当斯的一生跨越了两个时代，在前一个时代，像杰斐逊这样的绅士们认为，他们既能掌握科学，科学也对他们有益；后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则讲着深奥难懂的语言，所述内容与生活毫不相干，但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信息。亚当斯以其机敏的文风记录下了这种变化。他年轻时研究过自然科学，后来放弃了；晚年他又重新审视科学，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旧式大学的传统和理念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古老的纽带已经衰朽，婚姻已走到了尽头。19和20世纪的大科学家们一般而言是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对学问的另一些分支有亲身体验，并且真心崇敬那些学问。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日益增长的专业化，逐渐形成了一道保护性烟幕。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家与他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同事的交谈和实践合作日渐稀少。大学失去了它过去拥有的那种类似于城邦的性质，它变得像是一只客船，乘客们只是偶然的同路人，不久就会下船各奔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只是行政性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内容。
自然科学与其他领域的渐行渐远。
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处境十分难堪，他们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无论喜欢与否，他们的基本工作是解释和传播典籍，在传统并不享有特权的民主秩序中维护我们所说的传统。他们是一帮闲散优雅之人，却置身于一个显然把效用作为唯一通行证的地方。他们的王国是永恒和沉思，却置身于一个只需要当下和行动的环境之中。他们坚信平等主义的正义，然而他们却是稀有、高雅和出众的代理。他们与平等主义并不相宜，但他们的民主倾向和负罪感却驱使他们同它站在一起。
这使社会科学成了唯一的战场，它既是攻击的靶子，也是各种立场唯一的立足点。社会科学是大学中最新的成分，最不能自夸过去的伟大成就或对人类智慧宝库的贡献，它的合法性还很成问题，参与其中的天才最为谦和。然而社会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类事务，人们推断它们应当掌握着有关社会生活的事实，并且具有如实报道的科学良知和诚信。拥有某种政治纲领，关心财产、和平或战争、平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每一个人，都会关心社会科学。这种关心可以是发现事实——或使事实符合他们的设想，从而影响公众。
在这些学科中，改变事实的诱惑是巨大的。奖罚、金钱、荣辱、负罪感和行善的欲望，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它们，使它们的研究者晕头转向。大家都希望社会科学家讲述的故事符合自己的愿望和需求。霍布斯说，假如二加二等于四这个事实与政治扯上了干系，就会出现否认它的派别。社会科学有太多的空想家和吹牛者，但也培养出了刚直不阿的学者，他们的工作使阴险的权术更难以得逞。
学科
对人的研究；自然科学的边界之外
经济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只研究资产者——那些受对暴力的恐惧驱使的人。好战分子不在经济学的视野范围之内。政治学是唯一敢于正视战争的社会科学学科。
长久以来，人文学科的教授们不顾一切地想让自己的研究题目符合现代性，而不是对它提出挑战。在保罗·肖里所编柏拉图《理想国》（这是我的启蒙读物）的媚俗风格中，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在书中急于表明，柏拉图已预见到1911年某个美国心理学教授的这种或那种发现，可是他对柏拉图与当时观点之间令人尴尬的分歧却故意装聋作哑。人文学科的许多研究，不过是此类事情或复杂或简单的翻版。我不否认，至少有些教授喜欢他们研究和讲授的经典著作。但是也存在着让它们跟上时代步伐的粗暴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把它们看作由现代理论——文化、历史、经济或心理学理论——形成的东西。
结语
这就是巍峨的大学给刚进校门的学生投下的阴影。它充分反映着大学关于人和人的教育的观点，它没有勾勒出一幅统一的画面。差异和冷漠实在太严重了。因此很难想象，大学会有精力或能力形成或改革教书育人的理想，重建通识教育。
大学的问题：缺乏整体性
人们在阅读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会比其他任何时代更真实、更充实，因为这时他们与本质的存在浑然一体，忘记了自己偶然的生命。这种人性曾经存在，现在依然存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伸出手指触摸到它，这个事实能让我们不堪忍受的不完美人性变得可以忍受。具有客观之美的经典著作依然摆在那里，我们必须帮助保护和培育从学生贫瘠的心田伸向它们的纤弱触须。时过境迁，人性依然，因为我们仍然面对同样的问题，即使外表有所改变；我们仍然有着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的人性需要，即使我们的意识和力量已经羸弱不堪。
现在是世界史的美国时刻，我们会因为这个时刻而受到永恒的审判。在政治上，我们的政体为自由在全世界的命运承担起了责任，同样，哲学在世界上的命运也被交给了我们的大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赋予我们的使命十分重大，未来将如何评判我们的劳作则充满疑问。
注释
虽然科学其实对此毫不关心。它对于其他地方上演的任何事情都不抱敌意（除非受到攻击）。它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或者几乎如此。如果其他学科能够证明自己符合自然科学的精确标准，通过了它的检验，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承认。自然科学不自夸，也不势利，它是真实的。斯威夫特指出，自然科学唯一习惯性的、显然也是走出自己领地所必要的举动，是涉足政治。正是在这里，虽然是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它承认自己是一个更大事业的一部分，它依赖于这个事业，后者不是它的方法的产物。就像苏格拉底最先指出的，卑贱的政治指出了对哲学的需要，甚至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需要。自然科学家并不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予以尊重，但他们也强烈关注政治。这是重新审视一切事物的出发点。难道核战争的危险或萨哈洛夫的监禁仅仅是偶然事件？
对人以及经济科学来说，“不发达”意味着不好；“发展中”意味着较好；“发达”意味着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