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大四上学期选修的张国刚教授《资治通鉴选读》课程期末作业。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在《资治通鉴》中，当司马光需要叙述一件事的起因时，常常会用这个“初”字，作为一种补叙。
当初，孝文帝时期，吴国太子入朝觐见，与皇太子也就是日后的汉景帝一起饮酒下棋。下棋时发生争执，皇太子用棋盘砸死了吴国太子，吴王从此与朝廷开始离心离德。吴国长期私营盐铁，因而财力雄厚，赋税低廉多有赏赐因而百姓归心，这也为日后吴王谋反奠定了势力基础。
到了汉景帝即位，晁错上书请求削蕃，曰：“今削亦反，不削亦反”，因此应当尽早动手，汉景帝认可了他的意见，于是开始借罪削蕃。削亦反，不削亦反，这个判断应当是对的，吴王此时已有不臣之心且吴国实力雄厚，谋反恐怕已是箭在弦上；但此时削蕃是否就是正确的呢？景帝刚刚即位统治未稳，又与吴王有旧怨，晁错的意见也未在朝中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种种隐患之下，削蕃最终导致的动乱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吴王担心自己封国被削，于是开始联络胶西王等诸侯共商谋反。随后以吴楚两国为首的七国联盟起兵，攻打梁国。
当初，晁错推行削蕃令，诸侯侧目。晁错的父亲听闻了这件事，急急忙忙从颍川赶来，质问他：皇上刚刚即位，你执掌政务，便开始削弱诸侯，疏离皇室，引得诸侯怨望，这是要干什么呢？晁错想法很坚定：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不削蕃就无法改变诸侯强势轻视朝廷的现状，唯有强干弱枝，才能尊崇皇帝，安定宗庙！此时晁错的父亲说的话一针见血：你的政策安定了刘氏的宗室，却是让你自己的身家性命难以保全了！后来事态的发展也验证了晁错父亲的判断，外有吴楚七国诸侯的威逼，内有袁盎等大臣的中伤，曾经宠幸晁错的汉景帝最终还是无情地抛弃了他，将晁错处死以期换得七国叛军的退兵，但这样的决策实在是汉景帝在混乱局面下被恐惧和慌乱蒙蔽头脑了！自古以来，但凡诸侯起兵叛乱，往往便是不死不休的局面，清君侧杀晁错也只是师出有名的借口罢了，又怎么会因为晁错已死就退兵呢？这些桓圭衮冕的诸侯王本就骄纵，而朝廷处处退让，其野心更是有加无瘳。汉景帝的软弱绥靖又刻薄寡恩的性格弱点在这件事上显露无疑，晁错“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所导致的个人命运悲剧也实在是不能不令人叹惋。
当初，文帝驾崩前告诫太子，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周亚夫是可堪大用的将领。七国谋反的消息传来，景帝便拜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乱。
条侯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元勋绛侯周勃的儿子，以治军严明、令行禁止著称，后世有诗赞曰：“生持魏武朝天笏，死授条侯杀贼戈”。文帝在位时，匈奴大局入侵，朝廷命几位将军出兵驻守，而周亚夫吞并于细柳。文帝亲自前往各军营鼓舞使其，先到了霸上和棘门，这两处军营防备松懈，文帝的车队从营门外一路飞驰，如入无人之境。而当文帝到了周亚夫的细柳营时，却看到军士戒备森严，刀枪如林，即使先导向守卫出示身份，表明是皇帝车驾到此，军门都尉却说：“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文帝只得派遣使者持节诏令周亚夫，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军营大门。而文帝进入军营后，军士又告诉车骑，“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文帝便令车驾按辔徐行。到了军营中，周亚夫向文帝行军礼，说道：“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于是文帝为之动容，“改容式车”向周亚夫表达敬意，感叹道：“嗟乎，此真将军也！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
当次之时，周亚夫上书分析道：楚国士兵骠勇轻疾，难撄其锋，因此希望把梁国放弃，以肉饲虎，再断其粮道，方可将叛军制服。汉景帝认可了他的意见。当我写到这里时，不禁第二次感慨，与晁错类似，周亚夫同样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放弃梁国以待时机的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这种引兵不发的行为却与梁王这位宗亲深深结怨。在日后，梁王还会在朝堂之上多次搅风搅雨，而他对周亚夫的构陷与攻讦最终也成为了这位名将冤死狱中的推手之一，真可谓“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了！
周亚夫出发至霸上，赵涉暗中对他谏言：吴王一向富有，长期豢养死士，知道将军您出发，一定会在半路设置伏兵；用兵之道以机密奇诡为上，您为什么不从右路绕行，经过蓝田、武关直抵洛阳呢？时间上只会晚一两天，直接进入武库，击响军鼓，诸侯听到都会以为将军是从天而降的了！周亚夫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绕行抵达洛阳，抢先占据了有利的形势。
周亚夫带兵向东北方到了昌邑，吴国对梁国的攻打愈发紧迫，梁王多次派使者求救，周亚夫坚持不同意。吴国军队久攻不下，不得不主动向周亚夫的军队出击，周亚夫却坚壁清野，紧闭营门，坚守不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国军队远道而来粮草不足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于是军心溃散，四处奔逃。周亚夫的军队一直以逸待劳，见到吴楚七国大势已去，抓住时机果断出兵，大破叛军，追亡逐北，最终将叛乱平定。
吴楚七国之乱，是历史又一次的草蛇灰线。当皇太子刘启与吴国太子下棋发生争执并将其打死，他会想到多年以后御极，会面对那样一场有倾覆之危的动乱吗？当晁错在朝堂上提出削藩令，他会想到不久后在兵锋的威压下汉景帝要“借汝头一用”吗？西汉初年分封的诸侯王，是开国时期就遗留下来的隐患，即使是刘邦自己，统一天下后的晚年里也在各地奔波忙于平叛。到了景帝时期，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已经膨胀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这种大势下，晁错提出削藩来处理这个火药桶不能说是不对，但历史的种种偶然与必然却将这种矛盾推升到了最激烈的形式——战争。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推恩令的施行，在经过各诸侯国数代人的世袭罔替后，才逐渐完成了这个地雷的拆除，算是曲终奏雅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世的王朝也将从七国之乱中汲取教训，为封建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央地关系的演变带来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