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古希腊】修昔底德
修氏的记载在最后一句未说完的话处戛然而止：
于是，他决定到赫勒斯滂会见伯罗奔尼撒人，以便抗议在安坦德里亚发生的事件，并就腓尼基人的舰队问题和对他的其他指责尽其所能加以辩解。因此，他首先前往以弗所，并向阿尔特密斯女神献祭······ ［在这个夏季后的冬季结束时，这场战争的第二十一年即将终结。］
正如民主制雅典的短暂辉煌与刹那间的急转直下。
从伯利克里时代的辉煌，到西西里远征的惨败，雅典与斯巴达，民主与寡头，战争与和平······岁月悠悠，良多教诲。
修昔底德是我理想中史学家的样子，冷静而超然，却又亲身走入历史事件。但即便笔触冷静如修氏，当雅典惨败、走向末路之时，也难掩苍凉悲怆。
看似辉煌灿烂、文化繁荣，并建立民主制的雅典帝国，本质上却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之上。打出解放全希腊的口号，干的却是侵略、奴役之事，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莫不如是。
战争的起因是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即后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共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
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同样会不断重演，因而修氏的著作也将在历史的星空中，长久地闪耀着。
序言
事实上，雅典城内的诸多宏伟建筑，那些被伯里克利引以自豪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个个都是雅典人剥削、奴役异邦人的明证，因为这些在今人看来标志着雅典文化成就的宏伟建筑的浩大开支，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所侵占的原同盟者诸邦的公共基金。这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对此讳莫如深的真正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是其奴隶制的大发展。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正文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者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我这部没有奇闻逸事的史著，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知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言蔽之，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
如果我们确实接受了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帝国，而且不肯放弃它的话，那是由于三个最强有力的动机—恐惧、荣誉和利益——的驱使所致。
许多拙劣的计划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对手愚蠢之极；相反，更多的情况是，明明是筹划得很好，结果却是招致耻辱。制定计划时的自信心与履行计划时的自信心，从来就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筹划的时候觉得是安全的，但是一旦付诸行动，恐惧将导致他们丧失自信心。
我们必须清楚地懂得，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愈是准备接受挑战，我们对手的战斗激情就愈是低落；我们还要知道，无论对于公民集体也好，对于公民个人也好，最大的光荣是从最大的危险中得来的。
伯利克里阵亡将士葬礼演讲
我们宁愿以轻松的心情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来应对危险；我们的勇气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法律强制使然。我们具有双重优点：一则我们不用为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而忍受折磨；二则当我们真的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和那些经受这种严酷训练的人同样勇敢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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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爱美的事物但不至于奢侈，热爱智慧但不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是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当作可以夸耀的东西。真正的耻辱不是贫穷这一事实本身，而是不千方百计地去摆脱贫穷。我们的公职人员，在关注公共事务的同时，还关注自己的私人事务；我们的普通公民，虽长年累月地忙于劳作，但是仍可以对邦国大事作出公平的裁断。因为我们雅典人和任何其他人不一样，我们认为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
公民个人遭受损失而整个城邦繁荣强大，与公民个人财富增加而整个城邦每况愈下相比，前一种情况对公民个人是更为有利的。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无论是怎样的富足，但如果他的城邦遭到毁灭的话，他也必定随之遭到灭顶之灾。然而，一个蒸蒸日上的邦国总是在为不幸的个人提供摆脱困境的机会。
一言以蔽之，雅典虽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
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在阿提卡，如有些人所想象的，而在于阿提卡所以从那里汲取力量的那些地方。
过去我常常认为民主制是无法管理帝国的，现在我看到你们对米提列涅问题想法的改变，使我更加坚信这一点。因为在你们彼此之间的日常关系中，不受恐惧和阴谋的影响，你们就觉得你们和你们的同盟者的关系也正是这样的。你们从来都没有想到，当你们听从他们的请求而犯下过错的时候，或者是因为你们的同情而犯下过错的时候，对于你们来说，这是充满危险的；你们的这个弱点是不能归咎于你们的同盟者的。你们完全忘记了，你们的帝国是一种对臣民的专制统治，你们的臣民尽是些心怀不满的谋反者；他们服从你们的基础，不是你们的自杀性的让步，也不是他们对你们的忠顺，而是你们靠武力所取得的优越势力。最使人胆战心惊的是随意改变政策法令——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们应当知道，一个城邦有坏的法律而固定不变，比一个城邦有好的法律而经常改变要好些；无知的忠顺比之机智的违抗更为有用；普通人管理国家事务通常优于那些天才人物。因为天才人物总是想表示自己的智慧超过法律，因而他们要推翻人们所提出的每一个建议，否则他们觉得他们不能在更重大的问题上展示自己的才智，因这种行为而导致国家毁灭的例证举不胜举；而那些对于自己的智慧没有那么自信，承认法律比自己更聪明些，承认自己无法批判一个精妙的演说，这些人才是毫无偏见的裁判者，而不是有利害关系的竞争者，他们一般说来是可以成功处理公共事务的。我们应当仿效这些人，而不要因展示自己能言善辩、智慧超群而误入歧途，从而劝说你们的人民去反对我们的真实的想法。
他们却丝毫没有从他们的邻人的命运中汲取教训；他们所享有的繁荣未能阻止他们铤而走险；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盲目乐观，因而对我们宣战；他们的期望超过了他们的实力，但是没有超过他们的野心。他们下定决心，先用武力，后讲公理，选择他们认为似乎有利的时机，发起进攻。事实上，当城邦突然意外地获得很大的繁荣的时候，这会导致其人民产生傲慢。一般说来，合理地取得成功的人们总是比不合理地取得成功的人们要安稳些；可以说，维持繁荣比解除困难更为不易。
对于一个帝国而言，最为致命的弱点有三个，它们是：同情怜悯、感情用事、宽大为怀。同情只能给予那些和我们相互同情的人们，而对于那些对我们从不报以同情的人们，对于那些自然的和必然的仇敌们，则不能有同情心。至于那些用他们的激情使我们愉悦的演说家们，他们应当在讨论那些比较不重要的问题上展开竞赛，而不要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展示他们的辩才，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虽然演说者自己可以因为他们美妙的言辞而获得美好的酬谢，但是城邦因为这种暂时的娱乐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美德只是用以对待那些将来会成为我们的朋友的那些人，而不是用以对待那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的仇敌的人。
因为贫穷给人们必要的勇气，富足养成人们更喜欢傲慢和蛮横；在其他人生事故中他们依然受到某些致命的激情支配的时候，他们的冲动还是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希望和贪欲到处都有；贪欲在前，希望随后；贪欲产生计划，希望暗示计划可以成功——这两个因素虽然看不见，但是比我们眼前所能看见的危险要严重得多。幸运也很容易使城邦产生非分之想，有时候，人们意外地遇着幸运会引诱他们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去冒险；对于整个城邦而言，尤其是这样的。
这种政策对于邦国的将来是最为有利的，现在对你们的敌人来说是最可怕的时刻，因为敌人害怕那些英明的决策更甚于那些盲目的武力出击。
在和平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所采取的行动，其动机都比较纯正，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他们所不愿意去做的事。但是，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日常所需，战争是一个粗暴的教师，它使大多数人的性情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一个城邦接着一个城邦发生了革命，在革命发生最晚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其他地方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又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更为出格的暴行，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常用词句的含义不得不加以改变，而采用现在所赋予它们的意义。过去被认为是不顾一切的鲁莽之举，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忠诚的同盟者所必备的勇气；谨慎周到的等待时机，被看作懦弱的代名词；中庸之道被视为缺乏男儿气概的表现；一个人能够从各方面考虑问题，就表示他是一个在行动上拙劣无能的人。疯狂的暴虐变成了男儿气概的标志；耍阴谋搞诡计变成了合法自卫的手段；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耍阴谋成功表明一个人头脑精明，而识破阴谋则表明他更加精明。但是不想做这两种事情的人就被认为是分裂你自己的党派，害怕反对党。总之，先发制人，以制止那些将要作恶的人和揭发无意作恶的人，都同样地受到鼓励。以致血亲关系不如党派关系牢固，因为以党派关系组织起来的人随时准备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
上述大多数罪恶的发生，科基拉提供了第一个例证。在那里，那些从未体验过平等待遇的或者的确是被统治者傲慢地统治的人们，一旦取胜，便以暴力报复；那些要求摆脱他惯常的贫困的并且贪求邻人财产的人们，一旦取胜，便实施邪恶的决议；最后，那些在不可抑制的激情的驱使下，以党派精神而不是以阶级情感而发动斗争的人们，一旦取胜，就采取野蛮无情的过火行动。现在，城邦的生活陷于混乱之中，总是与法律相对抗的人性，其主人兴高采烈地显示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难以驾驭的情欲，它蔑视正义，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因为，如果不是为了那令人羡慕的致命的权力的话，谁也不会把复仇置于信仰之上，把牟利置于正义之上的。事实上，当人们对他人复仇的时候，他们全然不顾对将来的影响，因而毫不迟疑地废止人类的普遍法则（这些法则是使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有望得救的），而不是让这些法则继续存在下去，以防有朝一日他们自己陷于危难之中时也可能需要这些法则的保护。
事实上，只有谨慎地处理他们现在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命运无常，这正如他们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头脑也保持清醒一样；在战争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接受成功，拒不接受挫折，命运指向哪里，他就只能跟向哪里。
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不管是饥饿还是其他强制力量，都不可能使拉栖代梦人缴械投降。他们总是会坚持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确，人们很难相信，投降的人和战死的人是同样勇敢的人。后来，雅典的一个同盟者讥笑一个在岛上被活捉的俘虏，问他是不是只有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才是真正勇敢的拉栖代梦人。俘虏回答说：箭头如果能够识别勇敢的人和胆怯的人，那它的价值就大了。这个答复告诉人们，阵亡者只是那些被石头和箭头偶然击中的罢了。
因为凡人都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对于他们渴求得到的东西，他们总会把它寄托于一种轻率的希望，而对于他们所不想要的东西，则会用充足的理由加以拒绝。
而且，可以肯定，不卑不亢地善待地位平等者，卑躬屈膝地奉承地位优越者，温和审慎地对待地位低下者，这些都是最成功的处世之道。
开俄斯人叛变的消息，很快传到雅典。雅典人认为，现在巨大而明显的危险笼罩着他们，同盟者中最大的城邦脱离同盟后，其他盟邦是不会保持平静的。在惊恐之余，他们立即废除了一项惩罚律条，即任何一位提议动用1000塔连特储备款，或者任何将此建议付诸表决的官员，都要科以重罚。在整个战争中，他们都注意避免触犯该律条，现在他们投票赞成动用这笔储备款，以为大量的舰船配备船员。
注：参阅修昔底德，II. 24。在这次战争的第一年，伯里克利就把这笔款项拨出，只有敌人威胁比雷埃夫斯时才能动用此款。